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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念军
“街上走着的每个人，大家都辛苦了”，新年之初，当作家刘震云在便利店小黑板上随手写下这样一句话，他或许不曾想到，这句话会瞬间点燃一场文学接力。
“妈妈的菜总过期，是我们回来晚了”“这里不是写诗的地方，只是日子刚好经过”……小黑板的方寸之间，很快被小学生、大学生、外卖员、中年夫妇、退休老人们的字迹填满。“便利店文学”之名由此而生。
在这方寸之地，文学走出书房，融入生活的日常。而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这些碎片化的即兴书写，究竟算不算文学？
以文学之名
什么是“便利店文学”？或者说，“便利店文学”是指什么？
显然，它不是指那任何一条短小的句子，甚至也不是那些句子的集合，而是发生在便利店这一空间里的文字接力活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具有文学气质的空间行为。
简单说，“便利店文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类型，而是一种文学行为或行动。
那么，“便利店文学”这一行动本身，为何广受关注？
事实上，“便利店文学”并非孤立现象，它与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年度十大新词语”中的“新大众文艺”概念紧密相连，代表了当下文艺从“写大众”向“大众写”的深刻转型。在这一浪潮中，专业作家与普通民众的界限变得模糊，创作从单向传播变为双向互动，文学的定义与边界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拓展。
“便利店文学”的走红，缘于新大众文艺浪潮的如火如荼，也缘于其空间特征的普适性和反差感。
传统印象中，文学是高雅、素净和淡泊的，往往与书房、书店关联；而便利店作为集合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空间，是世俗、琐碎和庸常的。两个气质迥异的事物，何以觅得互融共生的契机？
刘震云的回答是，便利店不仅是购物场所，它每天都在见证普通人的快乐、思念、疲倦和悲伤，是当代人情绪的避风港。
曾经有人写到，城市的深夜里，总有一盏灯亮着，那就是便利店。随着城市生活的日新月异，作为新型城市生活空间的便利店，正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情绪价值供给功能。
快递员、大学生、退休老人在小黑板上的朴素书写，恰是其情绪价值空间功能的直接体现。他们为生计忙碌，也在买水找零的空隙，写下对生活的感怀。而借由这种接力书写，这个“便利生活、抚慰心灵”的服务空间，成为“文学创作来源于生活”的具象化呈现。
从这个角度上讲，“便利店文学”可谓一场以便利店为窗口、以文学为手段、以情绪共鸣为核心特征的新型文学价值探索，本质上是一种以文学为名的创新性实验行为。
是文学广场，更是心灵现场
既然“便利店文学”这一行动整体构成了“便利店文学”的唯一作品，那么，其意义和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核心就在于“便利店”这一场景的突破，以及借由不同的场景空间所萌发的截然不同的文学形态。
正如“便利店文学”所呈现的每一个句子，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便利店文学”同样不独属于刘震云，也不独属于参与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其场景和实践过程，无不呈现出鲜明的开放性和共创特征。
当文学走进便利店，作者的身份差异便消失了。无论是作家刘震云，还是普通的外卖员、大学生，都在同一块黑板上书写，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自主表达者，不再有作家和素人之别。写作不再是一种门槛高企的专业行为，而是一种人皆触手可及的参与契机。只要“我”愿意，便可随情而往。
空间的开放性和写作的公平化为大众自主表达欲望提供了满足空间。可以说，便利店小黑板上的文字，正是大众日益增长的自主表达需求的生动缩影——它们没有技巧雕琢，却因真实而动人。朴质浓情成为“便利店文学”最鲜明的文风。
独特的空间特质赋予“便利店文学”独特的文学气质。“妈妈的菜总过期，是我们回来晚了。”这原本可能是无数人心中闪过却未说出口的愧疚，当它被匿名书写在公共黑板上时，个人的情感体验实际已经转化为一种普遍的情感结构，触动有着相似经历的读者。
那块置于便利店内的小黑板，是文学广场，更是心灵现场。文艺评论家说，文学就是日常语言的陌生化。小黑板上的文字皆来自日常语言，是对生活的朴素描摹，但当它们被特意书写在便利店这个非传统文学场所时，本质上也是一种从日常语言到文学表达的陌生化转化。其魅力就在于，当熟悉的场景与情感被置于新的审视框架下，新的价值维度往往会不期而生。
尤为重要的是，“便利店文学”并不囿于便利店的狭小空间。当这些文字被写在实体黑板上，又被拍照上传至网络，便形成了跨时空的文本网络，让更多的人看见。这都构成了“便利店文学”区别于经典文学范畴的场景特征。
“活人感”带来共鸣式体验
便利店小黑板上，新的句子覆盖旧的句子，不同的笔迹交错叠加，文本始终处于变动之中。显然，“便利店文学”作为一项集体参与的文学实验行为，是一个持续演进的进行时作品，而不是完成时动作。
那么，作为一个“进行时作品”，“便利店文学”对传统文学有着怎样的启发？
应该说，尽管作为“便利店文学”组成元素的一个个句子并不能称之为文学作品，但那一个个句子因为一一对应着具体而鲜活的个体，而产生出传统文学作品所不具备的“活人感”，从而催生出前所未有的互文性文本和共鸣式体验。
按照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提出的“作者之死”理论，作者并非文本意义的唯一权威。当作品完成时，作者与文本的关系即告终结，文本的意义由读者通过阅读行为主动建构。
“便利店文学”则将这一互文性理论实践推向新的高度。黑板不再是被动呈现文本的平面，而成为一个动态的文本交互空间。每一句留言都与其他句子形成对话关系，每个路过的行人都是潜在的对话者。当不同时间、不同身份的人在同一物理空间留下文字时，这些文本便形成了层层叠叠的互文网络。就好比泰山上跨越千年的2000多块石刻遗迹，它们既作为个体存在，又共同构成了泰山石刻的整体文化空间。
创作过程的互动性形成共创格局。它不是单向的表达，而是“你写我看，你我共写”的接力过程。身为作家的刘震云写下“街上走着的每个人，大家都辛苦了”，发起“便利店文学角”，吸引普通民众广泛参与，呈现出从精英启动到大众共创的完整链条。
不同来源的文本则进一步拓展互文空间。刘震云的句子出自他的新书《咸的玩笑》，带有专业作家的凝练与温度；而普通民众的续写则多来自直接的生活经验。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本在同一个空间并置、对话，直接打破了精英与大众、经典与日常的二元对立，最终形成了更具包容性的文本生态。
谁是作家
“便利店文学”中那些闪烁着情绪光芒、拼出生活底稿的文字，固然简短，却无疑具有鲜明的平民美学特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如果说“便利店文学”作为典型的碎片化写作，于有意无意间适应了当代人的新型注意力结构。这一写作方式对经典文学的价值体系能有哪些影响？或者说，“便利店文学”作为新大众文艺浪潮中的一次新型实验，能够产生经典、构成经典吗？
所谓“经典”注定不是一成不变的，文本的意义是在阅读与评价中构建的。那么，吸引了广泛关注与认可的“便利店文学”，显然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意义层级。但与传统经典文学范畴相比，“便利店文学”的文本特征又注定是完全不同的。
白谦慎先生在阐述书法的经典性问题时，曾经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当不善书者和他们的书写被纳入了书法体制，引起的就不仅仅是普通的趣味之争了，它还直接挑战了书法的底线和书法家的立身之本：书写和书法的区分何在？谁是书法家？”
这一观点大抵同样适用于“便利店文学”，因为我们同样可以发问：如果“便利店文学”提供了一种可以引发广泛社会共鸣的新型经典文本。那么，文本和文学的区分何在？谁是作家？
显然，需要反思的应该是文学，而不是“便利店文学”。因为，当文学创作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人人可及的日常实践时，文学本身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它不再是需要精湛技艺的“艺术”，而是表达情感、记录生活的基本方式。
或许，这也正是“便利店文学”作为一项新型文学实验行动的终极意义和价值：融入生活、用在经常、浸润心灵。
“街上走着的每个人，大家都辛苦了”，新年之初，当作家刘震云在便利店小黑板上随手写下这样一句话，他或许不曾想到，这句话会瞬间点燃一场文学接力。
“妈妈的菜总过期，是我们回来晚了”“这里不是写诗的地方，只是日子刚好经过”……小黑板的方寸之间，很快被小学生、大学生、外卖员、中年夫妇、退休老人们的字迹填满。“便利店文学”之名由此而生。
在这方寸之地，文学走出书房，融入生活的日常。而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这些碎片化的即兴书写，究竟算不算文学？
以文学之名
什么是“便利店文学”？或者说，“便利店文学”是指什么？
显然，它不是指那任何一条短小的句子，甚至也不是那些句子的集合，而是发生在便利店这一空间里的文字接力活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具有文学气质的空间行为。
简单说，“便利店文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类型，而是一种文学行为或行动。
那么，“便利店文学”这一行动本身，为何广受关注？
事实上，“便利店文学”并非孤立现象，它与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年度十大新词语”中的“新大众文艺”概念紧密相连，代表了当下文艺从“写大众”向“大众写”的深刻转型。在这一浪潮中，专业作家与普通民众的界限变得模糊，创作从单向传播变为双向互动，文学的定义与边界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拓展。
“便利店文学”的走红，缘于新大众文艺浪潮的如火如荼，也缘于其空间特征的普适性和反差感。
传统印象中，文学是高雅、素净和淡泊的，往往与书房、书店关联；而便利店作为集合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空间，是世俗、琐碎和庸常的。两个气质迥异的事物，何以觅得互融共生的契机？
刘震云的回答是，便利店不仅是购物场所，它每天都在见证普通人的快乐、思念、疲倦和悲伤，是当代人情绪的避风港。
曾经有人写到，城市的深夜里，总有一盏灯亮着，那就是便利店。随着城市生活的日新月异，作为新型城市生活空间的便利店，正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情绪价值供给功能。
快递员、大学生、退休老人在小黑板上的朴素书写，恰是其情绪价值空间功能的直接体现。他们为生计忙碌，也在买水找零的空隙，写下对生活的感怀。而借由这种接力书写，这个“便利生活、抚慰心灵”的服务空间，成为“文学创作来源于生活”的具象化呈现。
从这个角度上讲，“便利店文学”可谓一场以便利店为窗口、以文学为手段、以情绪共鸣为核心特征的新型文学价值探索，本质上是一种以文学为名的创新性实验行为。
是文学广场，更是心灵现场
既然“便利店文学”这一行动整体构成了“便利店文学”的唯一作品，那么，其意义和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核心就在于“便利店”这一场景的突破，以及借由不同的场景空间所萌发的截然不同的文学形态。
正如“便利店文学”所呈现的每一个句子，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便利店文学”同样不独属于刘震云，也不独属于参与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其场景和实践过程，无不呈现出鲜明的开放性和共创特征。
当文学走进便利店，作者的身份差异便消失了。无论是作家刘震云，还是普通的外卖员、大学生，都在同一块黑板上书写，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自主表达者，不再有作家和素人之别。写作不再是一种门槛高企的专业行为，而是一种人皆触手可及的参与契机。只要“我”愿意，便可随情而往。
空间的开放性和写作的公平化为大众自主表达欲望提供了满足空间。可以说，便利店小黑板上的文字，正是大众日益增长的自主表达需求的生动缩影——它们没有技巧雕琢，却因真实而动人。朴质浓情成为“便利店文学”最鲜明的文风。
独特的空间特质赋予“便利店文学”独特的文学气质。“妈妈的菜总过期，是我们回来晚了。”这原本可能是无数人心中闪过却未说出口的愧疚，当它被匿名书写在公共黑板上时，个人的情感体验实际已经转化为一种普遍的情感结构，触动有着相似经历的读者。
那块置于便利店内的小黑板，是文学广场，更是心灵现场。文艺评论家说，文学就是日常语言的陌生化。小黑板上的文字皆来自日常语言，是对生活的朴素描摹，但当它们被特意书写在便利店这个非传统文学场所时，本质上也是一种从日常语言到文学表达的陌生化转化。其魅力就在于，当熟悉的场景与情感被置于新的审视框架下，新的价值维度往往会不期而生。
尤为重要的是，“便利店文学”并不囿于便利店的狭小空间。当这些文字被写在实体黑板上，又被拍照上传至网络，便形成了跨时空的文本网络，让更多的人看见。这都构成了“便利店文学”区别于经典文学范畴的场景特征。
“活人感”带来共鸣式体验
便利店小黑板上，新的句子覆盖旧的句子，不同的笔迹交错叠加，文本始终处于变动之中。显然，“便利店文学”作为一项集体参与的文学实验行为，是一个持续演进的进行时作品，而不是完成时动作。
那么，作为一个“进行时作品”，“便利店文学”对传统文学有着怎样的启发？
应该说，尽管作为“便利店文学”组成元素的一个个句子并不能称之为文学作品，但那一个个句子因为一一对应着具体而鲜活的个体，而产生出传统文学作品所不具备的“活人感”，从而催生出前所未有的互文性文本和共鸣式体验。
按照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提出的“作者之死”理论，作者并非文本意义的唯一权威。当作品完成时，作者与文本的关系即告终结，文本的意义由读者通过阅读行为主动建构。
“便利店文学”则将这一互文性理论实践推向新的高度。黑板不再是被动呈现文本的平面，而成为一个动态的文本交互空间。每一句留言都与其他句子形成对话关系，每个路过的行人都是潜在的对话者。当不同时间、不同身份的人在同一物理空间留下文字时，这些文本便形成了层层叠叠的互文网络。就好比泰山上跨越千年的2000多块石刻遗迹，它们既作为个体存在，又共同构成了泰山石刻的整体文化空间。
创作过程的互动性形成共创格局。它不是单向的表达，而是“你写我看，你我共写”的接力过程。身为作家的刘震云写下“街上走着的每个人，大家都辛苦了”，发起“便利店文学角”，吸引普通民众广泛参与，呈现出从精英启动到大众共创的完整链条。
不同来源的文本则进一步拓展互文空间。刘震云的句子出自他的新书《咸的玩笑》，带有专业作家的凝练与温度；而普通民众的续写则多来自直接的生活经验。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本在同一个空间并置、对话，直接打破了精英与大众、经典与日常的二元对立，最终形成了更具包容性的文本生态。
谁是作家
“便利店文学”中那些闪烁着情绪光芒、拼出生活底稿的文字，固然简短，却无疑具有鲜明的平民美学特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如果说“便利店文学”作为典型的碎片化写作，于有意无意间适应了当代人的新型注意力结构。这一写作方式对经典文学的价值体系能有哪些影响？或者说，“便利店文学”作为新大众文艺浪潮中的一次新型实验，能够产生经典、构成经典吗？
所谓“经典”注定不是一成不变的，文本的意义是在阅读与评价中构建的。那么，吸引了广泛关注与认可的“便利店文学”，显然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意义层级。但与传统经典文学范畴相比，“便利店文学”的文本特征又注定是完全不同的。
白谦慎先生在阐述书法的经典性问题时，曾经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当不善书者和他们的书写被纳入了书法体制，引起的就不仅仅是普通的趣味之争了，它还直接挑战了书法的底线和书法家的立身之本：书写和书法的区分何在？谁是书法家？”
这一观点大抵同样适用于“便利店文学”，因为我们同样可以发问：如果“便利店文学”提供了一种可以引发广泛社会共鸣的新型经典文本。那么，文本和文学的区分何在？谁是作家？
显然，需要反思的应该是文学，而不是“便利店文学”。因为，当文学创作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人人可及的日常实践时，文学本身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它不再是需要精湛技艺的“艺术”，而是表达情感、记录生活的基本方式。
或许，这也正是“便利店文学”作为一项新型文学实验行动的终极意义和价值：融入生活、用在经常、浸润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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