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良
　　煎饼是山东传统地方面食，源于山东南部和西南部的临沂、泰安、济宁等地区，也是家乡诸城人的主食。饼型大而薄，口感筋道，食后耐饥饿，是藏在美食里的文化。
　　我是五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人，曾经吃糠咽菜，食不裏腹。薄如纸的煎饼，它温暖了我的童年及青年时代。煎饼记载着家乡人饱经风霜的岁月，映照着女性伟大母爱光芒，以及那段时光里生存的印记。
　　六七十年代，是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是吃着地瓜干煎饼长大的，口感甜甜的，偶尔也吃顿玉米或高梁的。高中两年半全靠地瓜干煎饼陪伴，让苦难的求学之路充满欢乐和希望。不久，我的弟弟妹妹又陆续踏进高中大门，也是靠母亲摊的煎饼完成学业。在人间烟火中，我们对煎饼情有独钟，百吃不厌，因为每个煎饼里都有母亲的爱。
　　记忆中，那时候的农村，家家户户院子里都有一盘石磨，用于推煎饼糊糊或推小豆腐糊糊。我家就有一盘石磨在院子西墙根，与石磨相邻的是一棵爷爷栽的梨树，又粗又高，一年收获好多果子。春暖花开，家人常在树下赏花；夏季，蝉声阵阵；秋天，站在磨上摘梨子吃，开心极了。
　　听母亲说推磨是个辛苦活，孩子们都不乐意干，我们小时候，她找邻居帮忙，等我们大了一点就开始帮她推磨了。那时候三四天或五六天摊一次煎饼，天不亮，母亲就起床作准备，三番五次地喊我们，我们才从热被窝里爬出来。处于半迷糊的我们，很不情愿地拿着磨棍，跟着母亲机械地转圈圈，有时候还盹得掉了磨棍。母亲一边推，一边向磨眼里添粮食，还时不时地用勺子将磨台上的糊糊刮到准备好的盆子里，比我们辛苦多了。转了一圈又一圈，不知转了多少圈，有时糊糊装满一盆，有时一盆多，反正推完磨觉得挺累的。
　　孩子们推完磨，吃完早饭上学去了，母亲又到偏房里摊煎饼。那时候摊煎饼用的是麦秸草或树叶，低矮的房子里，浓烟弥漫，烟熏火燎。母亲将烧热的鏊子，用油搭啦擦了一遍，舀起一勺糊糊倒到鏊子中心，刺啦一声，立刻手持耙子旋转着糊糊从中心处往外摊开，直至摊满整个鏊子面。一眨眼的功夫，香味扑面而来，煎饼熟了。母亲把它从鏊子上揭下来，一张又一张……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有时还更长。
　　不知从何时起，地瓜干煎饼不再用糊糊摊了，改用地瓜干面粉用水和成面团在鏊子上滚煎饼。这意味着不再用人工推磨磨糊糊了，我们解放了，可母亲摊煎饼，依然是外甥打灯笼———照旧。母亲汗流浃背默默地从鏊子上揭下来煎饼的样子，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勤俭持家的母亲，会在摊煎饼时用鏊子旁边冒出的余火烧上一泥壶热水，煎饼摊完后的热灰，母亲埋上咸辣菜疙瘩或者小咸鱼，味道香喷喷的，别有一番滋味。有时埋上玉米棒子，有时也埋上地瓜，那味道也是甜香四溢。兄弟姐妹们都争着吃，吃得满嘴是灰，个个像小花猫似的。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改革开放年代。地瓜干煎饼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随之是小麦、玉米、小米，还有荞麦等煎饼陆续登台，煎饼糊糊全靠机械化。若干年后，煎饼市场化，走进了城市的千家万户，超市里集市上随处可见。产销一条龙的专业户、专业村，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有人工摊的，有机器做的，各具特色，都是市场上的主力军，谁也替代不了谁。
　　煎饼卷大葱或韭菜，抹上自家产的大酱，是家乡人用来充饥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不仅讲究吃饱还要吃好，不仅讲究色香味俱全，还要讲究营养均衡。现代人吃煎饼可谓是五花八门，卷韭菜炒鸡蛋的、猪肉丝的、炸虾的，卷什么的都有。还有的将煎饼展开放上小豆腐，再加一些韭菜末、胡萝卜丝等调味，然后卷起来，用电饼铛或平锅慢慢烙熟，两面呈金黄色，外焦里嫩，香气扑鼻。吃一口下肚，余香沁人心脾。
　　依稀记得，从21世纪初开始，白面馒头逐渐成为农村人的主食，而煎饼却成了辅食。但家乡人忘不了煎饼曾是主食的时光，更忘不了它曾在抗日战争中被推广为“抗日救国”军粮。如今古稀之年的我，偶尔到超市或集市买一些玉米或小米煎饼，再煎一盘黄尖子鱼，与家人一起分享，非常美味！吃得是那般美，那般香，胜过海参鲍鱼。
　　煎饼，到底是手工煎饼好，还是机器煎饼好，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个人喜欢就好。老年人喜欢乡土气息浓厚的味道，我也一样，但我更喜欢老母亲那淳朴香甜的煎饼味道，家乡的味道。母亲的煎饼虽谈不上最好，但在我心里是最香的，最甜的，任何煎饼都替代不了，是刻骨铭心的最美好的美食。
　　（作者系诸城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