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卢昱
西汉初年，开阳城（今临沂城）的初夏，晨雾未散，阳光透过竹帘洒进一间低矮但整洁的官舍。屋内木案上整齐地码放着一束束新削制好的竹简，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竹香与墨香。
这些写满字的书简，因各种机缘，被随葬在开阳城南、当地人称为银雀山的高地上。1972年4月，山东博物馆与临沂文物组在此联合发掘了两座古墓，出土了近五千枚简牍。
竹简虽微，大道存焉。“银雀山汉简文化展”近日在山东博物馆陈列，首次全面展示银雀山汉简内容，融汇数字科技与人文研究，让沉寂的学术瑰宝重焕生机，使冷门“绝学”绽放时代华彩。在这里，每一道墨痕折射着先民智慧的密码，每一枚简牍诉说着中华文化传奇。
工拙不同，面目多样
据参与银雀山竹简整理保护工作的山东博物馆研究馆员张颖昌介绍，这批竹简的尺寸大致可分为三类：约5000枚竹简长27.6厘米，另10枚竹简长18厘米，其宽度在4至6毫米之间；《元光元年历谱》32枚竹简，长69厘米，宽1厘米。之所以要将这批竹简的尺寸如此精确地呈现出来，缘于书写在上面的微小字迹带给观者的视觉震撼。处于饱水状态的竹简封装在试管中，书迹呈现给观者已有了些微的放大，但依然微小得令人震撼。
当观者看惯了汉代摩崖、碑刻木牍以及经过放大的精美印刷品，看惯了后人书写隶书的鸿篇巨制，突然看到这些如此微小的汉代书迹，总觉得视觉上不适应，而这些书迹却是西汉日常书写的真实存在，它们静静地浸泡在液体中。银雀山竹简微小的尺寸以及书写于其上的微小书迹，是带给观者最直观的视觉冲击。
银雀山竹简的书写并非出自一时一地，也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工拙既有不同，面目也呈多样，大致有书写工稳与草率之分，笔意朴厚温和与峻拔刚健之分，形体右高与右低之分等。
遥想当年，数位身穿深衣、头戴帻冠的书佐端坐于案前，左手轻执一片竹简，右手执笔悬空，神情专注，略带肃穆。他们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专职文书抄写人，年少时便熟习六体，能识九千字以上，才得以入仕为吏。他们的书写不仅关乎记录，更关系政令传达、军机要务，因此每一笔都需精准、工整、合乎规范。
屋外传来远处街市的喧闹声，偶尔有马蹄踏过石板路的清脆声响，屋内却安静得仿佛隔绝了尘世。书佐的手腕微微抬起，笔锋轻入纸面，第一笔“蚕头”悄然落下，横画缓缓向右上方倾斜，燕尾收笔自然，不显张扬。随着节奏的推进，长撇如风拂柳枝，弯钩似水流回旋，每一个动作都熟练而从容。
他们抄写的是一部兵法，内容涉及孙吴之术，用以指导战阵调度。虽只是日常公务的一部分，但他们仍不敢懈怠，因为这些文字将被送往军中，甚至可能影响一场战争的胜负。他们深知自己虽是“刀笔小吏”，但手中的那支毛笔，实则重若千钧。
有时，他们会因速度加快而笔迹略显草率，笔势左高右低，像是随心所欲，却又暗含章法。这种快速书写的习惯，源于多年的经验：左手持简，右手悬空，身体略微前倾，正是最便于连续书写的方式。他们并不刻意追求美观，但那份自然流露的笔意，反而透露出极高的书写素养。
这批简牍内容丰富，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七年视日》等古籍及古佚书，涵盖军事理论、治国方略、阴阳数术等多个领域。其中，《孙子兵法》与失传千余年的《孙膑兵法》同墓出土，使自唐宋以来关于孙武、孙膑其人其书的学术争议得以澄清。
据孙子研究院兼职研究员高友谦考证，出土简牍的银雀山一号墓的年代应为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至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三月；二号墓的年代应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而一至六号墓应是一个家族墓群，该家族的国属和里籍为西汉城阳国（后属东海郡）开阳县；该家族的姓氏为“司马”，二号墓主姓“召（邵）”，四号墓主姓“门”；一号和三号墓主的身份都是城阳国的军官；一号墓中之所以随葬大量兵书，可能和当时淮南王、衡山王之狱引起的紧张局势有关。
传古守今，任重道远
银雀山汉墓竹简的价值，如庐山真面目一般，横看成岭侧成峰，还有待深度挖掘。比如，传世的《孙子兵法》共十三篇，第一篇叫《计》，此“计”非一般计策，而是“总计”，讲战争的决策筹谋。《计》篇第一句话是“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开宗明义指出战争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国之大事”，不能不认真对待，历来学者都认为这是“慎战”思想的表达。所谓“慎战”，是指慎重地对待战争，反对轻易用兵。
除了这一处，《孙子兵法》第十二篇《火攻》篇末还有一段话，通常也被认为是“慎战”思想的反映，具体内容如下：“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这段话生动形象地告诫世人：战争影响巨大，一旦开战，可致国家灭亡，生灵涂炭，国君和将领不能因为一时之怒而兴师动众挑起战争，否则覆水难收，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然而，这段话作为《火攻》篇的末章，和“火攻”的战术没有多少关联，自古就引起了读者的疑惑，不少学者从“火攻”出发，试图对其进行阐释。
要真正理解这段话，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苏芃认为，银雀山汉墓竹简便给出了答案：一块写有《孙子兵法》十三篇篇题的简牍，虽有残损，但清晰可见《火攻》和《用间》的篇题排列次序与传世本不同。这些简牍，以《用间》为全书倒数第二篇，以《火攻》为全书最后一篇。
也就是说在西汉前期的传本中，至少存在一种古本《孙子兵法》，十三篇的编连次序与传世本存在较大差异，以《火攻》为全书最后一篇。基于这种认识，再来讨论《火攻》篇末反映“慎战”思想的文字，这段文字不仅是《火攻》的末章，更是全书的结语，在讲解各类权谋与战术之后，重申作者反对战争的基本态度，与开篇遥相呼应。
这种篇章次序可能更接近十三篇本《孙子兵法》的古貌，但由于后世传承之中篇次的调整，使这段全书结语的文字，湮没在了《火攻》篇里，因此带来后世的各种歧解，遂成千古疑案。如果上述推论属实，也从侧面证明，十三篇本的《孙子兵法》早在西汉前期就已经首尾俱全，前后照应，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完整的文本系统。
苏芃分析，银雀山汉墓《孙子兵法》篇题木牍提供的这种古书编次的新视角，不但有助于理解诠释《火攻》末章文字，而且可以揭示“慎战”思想在《孙子兵法》一书中的重要性。距今两千多年的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家，在编纂兵法、宣扬兵法的同时，始终不忘提醒大家战争的危害性，甚至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审视战争、反思战争，倡导“非危不战”的“安国全军之道”。这类“慎战”思想在当今社会，仍有现实意义。
而竹简背后的那些谜团，如竹简材料来自何方，书吏在代际间如何传承，墓主人是何身份，书简书风对临沂书法的影响等，还有待破解。在AI时代，通过技术手段对竹简文字识别与转录、书法风格分析、文字痕迹鉴定、古汉语语法与词汇研究，都可以为我们重建当时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及文化交流网络提供帮助。正所谓，兵学遗珍，传古守今，任重道远。
西汉初年，开阳城（今临沂城）的初夏，晨雾未散，阳光透过竹帘洒进一间低矮但整洁的官舍。屋内木案上整齐地码放着一束束新削制好的竹简，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竹香与墨香。
这些写满字的书简，因各种机缘，被随葬在开阳城南、当地人称为银雀山的高地上。1972年4月，山东博物馆与临沂文物组在此联合发掘了两座古墓，出土了近五千枚简牍。
竹简虽微，大道存焉。“银雀山汉简文化展”近日在山东博物馆陈列，首次全面展示银雀山汉简内容，融汇数字科技与人文研究，让沉寂的学术瑰宝重焕生机，使冷门“绝学”绽放时代华彩。在这里，每一道墨痕折射着先民智慧的密码，每一枚简牍诉说着中华文化传奇。
工拙不同，面目多样
据参与银雀山竹简整理保护工作的山东博物馆研究馆员张颖昌介绍，这批竹简的尺寸大致可分为三类：约5000枚竹简长27.6厘米，另10枚竹简长18厘米，其宽度在4至6毫米之间；《元光元年历谱》32枚竹简，长69厘米，宽1厘米。之所以要将这批竹简的尺寸如此精确地呈现出来，缘于书写在上面的微小字迹带给观者的视觉震撼。处于饱水状态的竹简封装在试管中，书迹呈现给观者已有了些微的放大，但依然微小得令人震撼。
当观者看惯了汉代摩崖、碑刻木牍以及经过放大的精美印刷品，看惯了后人书写隶书的鸿篇巨制，突然看到这些如此微小的汉代书迹，总觉得视觉上不适应，而这些书迹却是西汉日常书写的真实存在，它们静静地浸泡在液体中。银雀山竹简微小的尺寸以及书写于其上的微小书迹，是带给观者最直观的视觉冲击。
银雀山竹简的书写并非出自一时一地，也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工拙既有不同，面目也呈多样，大致有书写工稳与草率之分，笔意朴厚温和与峻拔刚健之分，形体右高与右低之分等。
遥想当年，数位身穿深衣、头戴帻冠的书佐端坐于案前，左手轻执一片竹简，右手执笔悬空，神情专注，略带肃穆。他们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专职文书抄写人，年少时便熟习六体，能识九千字以上，才得以入仕为吏。他们的书写不仅关乎记录，更关系政令传达、军机要务，因此每一笔都需精准、工整、合乎规范。
屋外传来远处街市的喧闹声，偶尔有马蹄踏过石板路的清脆声响，屋内却安静得仿佛隔绝了尘世。书佐的手腕微微抬起，笔锋轻入纸面，第一笔“蚕头”悄然落下，横画缓缓向右上方倾斜，燕尾收笔自然，不显张扬。随着节奏的推进，长撇如风拂柳枝，弯钩似水流回旋，每一个动作都熟练而从容。
他们抄写的是一部兵法，内容涉及孙吴之术，用以指导战阵调度。虽只是日常公务的一部分，但他们仍不敢懈怠，因为这些文字将被送往军中，甚至可能影响一场战争的胜负。他们深知自己虽是“刀笔小吏”，但手中的那支毛笔，实则重若千钧。
有时，他们会因速度加快而笔迹略显草率，笔势左高右低，像是随心所欲，却又暗含章法。这种快速书写的习惯，源于多年的经验：左手持简，右手悬空，身体略微前倾，正是最便于连续书写的方式。他们并不刻意追求美观，但那份自然流露的笔意，反而透露出极高的书写素养。
这批简牍内容丰富，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七年视日》等古籍及古佚书，涵盖军事理论、治国方略、阴阳数术等多个领域。其中，《孙子兵法》与失传千余年的《孙膑兵法》同墓出土，使自唐宋以来关于孙武、孙膑其人其书的学术争议得以澄清。
据孙子研究院兼职研究员高友谦考证，出土简牍的银雀山一号墓的年代应为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至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三月；二号墓的年代应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而一至六号墓应是一个家族墓群，该家族的国属和里籍为西汉城阳国（后属东海郡）开阳县；该家族的姓氏为“司马”，二号墓主姓“召（邵）”，四号墓主姓“门”；一号和三号墓主的身份都是城阳国的军官；一号墓中之所以随葬大量兵书，可能和当时淮南王、衡山王之狱引起的紧张局势有关。
传古守今，任重道远
银雀山汉墓竹简的价值，如庐山真面目一般，横看成岭侧成峰，还有待深度挖掘。比如，传世的《孙子兵法》共十三篇，第一篇叫《计》，此“计”非一般计策，而是“总计”，讲战争的决策筹谋。《计》篇第一句话是“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开宗明义指出战争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国之大事”，不能不认真对待，历来学者都认为这是“慎战”思想的表达。所谓“慎战”，是指慎重地对待战争，反对轻易用兵。
除了这一处，《孙子兵法》第十二篇《火攻》篇末还有一段话，通常也被认为是“慎战”思想的反映，具体内容如下：“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这段话生动形象地告诫世人：战争影响巨大，一旦开战，可致国家灭亡，生灵涂炭，国君和将领不能因为一时之怒而兴师动众挑起战争，否则覆水难收，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然而，这段话作为《火攻》篇的末章，和“火攻”的战术没有多少关联，自古就引起了读者的疑惑，不少学者从“火攻”出发，试图对其进行阐释。
要真正理解这段话，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苏芃认为，银雀山汉墓竹简便给出了答案：一块写有《孙子兵法》十三篇篇题的简牍，虽有残损，但清晰可见《火攻》和《用间》的篇题排列次序与传世本不同。这些简牍，以《用间》为全书倒数第二篇，以《火攻》为全书最后一篇。
也就是说在西汉前期的传本中，至少存在一种古本《孙子兵法》，十三篇的编连次序与传世本存在较大差异，以《火攻》为全书最后一篇。基于这种认识，再来讨论《火攻》篇末反映“慎战”思想的文字，这段文字不仅是《火攻》的末章，更是全书的结语，在讲解各类权谋与战术之后，重申作者反对战争的基本态度，与开篇遥相呼应。
这种篇章次序可能更接近十三篇本《孙子兵法》的古貌，但由于后世传承之中篇次的调整，使这段全书结语的文字，湮没在了《火攻》篇里，因此带来后世的各种歧解，遂成千古疑案。如果上述推论属实，也从侧面证明，十三篇本的《孙子兵法》早在西汉前期就已经首尾俱全，前后照应，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完整的文本系统。
苏芃分析，银雀山汉墓《孙子兵法》篇题木牍提供的这种古书编次的新视角，不但有助于理解诠释《火攻》末章文字，而且可以揭示“慎战”思想在《孙子兵法》一书中的重要性。距今两千多年的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家，在编纂兵法、宣扬兵法的同时，始终不忘提醒大家战争的危害性，甚至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审视战争、反思战争，倡导“非危不战”的“安国全军之道”。这类“慎战”思想在当今社会，仍有现实意义。
而竹简背后的那些谜团，如竹简材料来自何方，书吏在代际间如何传承，墓主人是何身份，书简书风对临沂书法的影响等，还有待破解。在AI时代，通过技术手段对竹简文字识别与转录、书法风格分析、文字痕迹鉴定、古汉语语法与词汇研究，都可以为我们重建当时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及文化交流网络提供帮助。正所谓，兵学遗珍，传古守今，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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