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朔民和母亲姚蕴芳
回望历史
随着年龄的增长，牵挂也会增长，莫名其妙的担忧总会庸人自扰。闲暇之余捧着家谱翻看，偶尔会看到出现在老嫲嫲故事里的人名，但我不知道故事里说的是不是就是这个人，因为没有人可以再告诉我。突然感觉有些失落和莫名的伤感，还有谁记得———为了新中国牺牲的那些有名字和没有留下名字的人。
我要尽我微薄的力量整理村里仅留的革命历史。那就要从我知道的故事开始，“八路军在咱村印过帖子”。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秋天，胶东半岛不时有飞机轰炸，插旗崖的人们能清晰地听到远处传来的枪炮声，5月刚刚转移来的北海银行被迫继续转移，来不及带走的机器就地掩埋。
北海银行选择插旗崖，以及后来的转移，都离不开老一辈中共地下党员的努力和牺牲，可惜他们没有几个人留下名字，也没有多少人记得他们的故事，因为这是一项秘密工作。
小时候我就听老嫲嫲讲故事：八路军印帖子的人住咱这屋来，经常抱着你爸爸耍。走的时候要领着你姑妈，我没舍得，你姑妈没捞着去，一直埋怨我。在这屋里八路军还生了一个小男孩，孩子出生没多久又打仗了，就匆匆走了，孩子那么小，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那些人脾气好，经常接济咱家，烀的大面饼子留着块给喂孩子，划拉的疙瘩汤也给端碗来。讲完后，老嫲嫲眼神望着前方，长叹一声。她的叹息砸疼了我的心。在我不懂事的心里便埋下了寻找故事结尾的种子，一定要找到这个“小男孩”。
2018年11月，潍坊市档案局举行了“北海币发行80周年暨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人民币发行70周年”活动。有位老人借此机会来到了插旗崖，寻找他的出生地。老书记王海树接待了他，通过与村里的老人交谈，证实了这位老人就是当年出生在我家老屋里的那个小男孩———姚朔民先生。2019年10月，我同市委党史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起去北京采访了姚老，老人激动地和我们合影，说出了压抑自己多年的话：“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出生地，我的档案上将不再是空白！我是地地道道的诸城人！”
“……《中国钱币》2016年第六期陈长峰《北海银行柏庄印钞厂设立前后》一文对北海银行印钞厂在1947-1949年间的运动细节做了探索。我恰可提供一些这一时期北海印钞厂的材料，以供参考。1946年内战爆发，华中新四军北撤山东。我的父母在北撤至莒南县十字路(今莒南县治)时奉调华中印钞二厂，并和北海银行印钞二厂合并为北海印钞二厂。1947年5月，印钞厂转移至藏马县插旗崖村，为孟良崮战役的需要加紧生产，我正在孟良崮战役获胜后的6月出生于插旗崖……。7月，二厂向胶东转移，集中到胶东乳山县崖子村，9月中旬，杨秉超张赢率领二厂职工随部队突围，回到诸城插旗崖取出埋藏的机器，运回莒南十字路店头复工。在三个多月中，二厂先后从店头转移三次，最后迁移到了沂水东北的北庄，局势才趋于稳定。”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姚朔民。
印章出土
2018年笔者经村民王海金协助找到冲垮的印钞厂房主王洪洲(74岁)，他讲：“1963年发大水，房子被水冲得快倒了，不敢住了，就搬出来了，把老房子的屋圹子种菜，在早晨刨地的时候，刨出来一个油纸包，里一层外一层地包着，我就慢慢打开了。那些东西和钱一样大，黄色的，壹圆的、贰圆的、伍圆的，一大些，那时也不懂，都没有了”。
当时采访时，因洪州爷爷得了脑血栓，说话和思维都受到了影响。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又接到了王海金的电话，说洪洲爷爷又要和我说一件重要的事情，原来，在我们上次交流了以后，爷爷又记起他还有两枚小印章，便迫不及待地告诉了我，对于爷爷的信任我还是很感动的，这是重要的历史佐证。
爷爷激动地跟我讲述印章是和那些钱模板一起包在油纸包内的，只是看着小巧有字便留了下来。我看着那两枚小巧的印章，心里不是滋味，这是多少战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啊！
因为疫情和各方面原因，一直没能再去看望洪洲爷爷，从而也没有进一步研究那两枚印章。近日突然得知老人故去，甚是痛惜，洪洲爷爷的离世，让我倍感岁月的无情，一位位在身边宠爱过我的老爷爷老奶奶、爷爷奶奶，再也不能给我讲他们的故事了，那听不够的乡音也远去了。
2024年3月4日，我与党史研究中心工作人员一同去石门采访，得知老人去世的消息，便顺路去探望一下他的家人。我轻轻推开大门，干净利落的嬢嬢从南屋出来，白净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热情地招呼我们进了屋。洪洲爷爷的儿子海勇叔身体不舒服，在炕上躺着，见我们来了赶紧起来招呼我们。谈到洪州爷爷的过世，问海勇叔对印章有没有什么想法和意愿，海勇叔不假思索地回答道：“给政府就中啊！这毕竟是革命文物，是老辈用生命保护的东西，现在社会好了，不能忘了他们。它理应是政府的！”朴实无华的语言震惊了在座的每一位，没想到一位老农能有这么高的境界和觉悟，这就是我们插旗崖的爷们！我为海勇叔感到自豪！
叔叔让嬢嬢拿出印章。嬢嬢很仔细地从一个小布包里取了出来，当我再一次见到这两枚印章时，眼泪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在炮火中洗礼的它终于在和平年代平安面世。两枚印章分别是“行长之章”“副行长章”。
行长之章：长约0.9厘米，宽约0.8厘米，高约2.2厘米，在章尾中心有一个直径约1毫米的小圆孔。副行长章：长约0.9厘米，宽约0.8厘米，高约2.1厘米，章尾有些不平。每一枚印章由两部分组成，刻字部分金属厚约0.15毫米。其余部分约20.85毫米。
当我们说想去老屋圹子看看时，海勇叔顾不得穿厚实就走在前面领着我们。站在曾经的老屋地，海勇叔说：“听老人说当时的钱模板和印章就是从这里刨出来的，那会这里种菜，早晨来锄菜浇园刨出来的。”
铺满落叶的河南崖，在阳光下还是泛着耀眼的光芒，春风吹着河水泛起粼粼微波，岸上“史敢当”栽植的绿树已经抽出温润的芽孢，连翘花鼓起了嫩黄的花苞，再有五六天就开放了。
2024年3月20日党史研究中心的部分领导一起将捐赠证书送到海勇叔手里，他的病看似有些加重，需要嬢嬢将他扶起来，颤抖的手接过证书双手展在胸前，让我给他拍照留念。照完相后他要将证书收藏起来，激动加之病情让他一直抖动的手不听使唤，几次都没有将证书装进塑料袋，海金叔想帮他，他坚定地说不用，小心翼翼独立完成，嘴里还说：“我要好好保存！”。
海勇叔珍藏的不单单是一个证书，那是一份难以言表的爱国情怀！2024年冬，他带着对儿子和妻子的不舍，病逝了，长眠在这片有着革命烈士鲜血的插旗崖黄土地。
时间不知不觉又过去了一年，今发此文以示纪念。
（作者系山东省作协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