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鸣

  1075年，即北宋熙宁八年正月二十，时任密州太守的苏轼为悼念原配妻子王弗而写了一首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到今天已948年了。

  有人把这首《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视为苏轼的代表作，这是对苏轼缺少应有的了解。近代研究苏轼的人很多，但绝不是随便会背几首苏轼的诗就能把苏轼研究明白、就以为了解苏轼的。因为，不全面了解苏轼，仅凭某一首作品的风格体现出的个性和思想就去框定苏轼，无异于盲人摸象。

  苏轼是一个有多重性格的人，既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迈，又有“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悲怆。他既是集文学、书法、画家于一身的文人，又是做过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的政客。他既心系百姓、为民请命，又与王安石的朝政改革抗争。既想挽救百姓于水深火热，又因思想守旧而不肯接受新生事物。做官时心系百姓，如黄河决口洪水汇聚在徐州城下，暴涨的洪水不时泄出危及城内，苏轼到武卫营对士兵道：“河水即将冲毁城墙，事情危急，请为百姓尽力。”兵道：“太守尚且不躲，我辈小人，应当效命。”可见其爱民之心。

  在政坛上，他虽淡泊但却摇摆不定。他对新党的改革进行抵制，又对旧党执政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抨击。导致他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只能再度自求外调。官场失意，苏轼也不消沉，还是照样洒脱。这也是与他的性格有关，要是现在的人可能会被这种失意打击而一蹶不振了。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有文人的张扬和自信，却不适合官场文章。如给神宗写的《湖州谢上表》，便显出苏轼文人的本性，笔端带感情，并加上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利用，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且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因此险遭杀身之祸。后虽脱险，却变得心灰意冷。被贬黄州后，心情郁闷，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

  就做官而言，苏轼是个好官；就文学而言，苏轼是个大家奇才。但就做人而言，苏轼并不成功。他斡旋于与新党与旧党之间的纠葛，而且摇摆不定，过于率真直爽。有时太过轻信于人，在政坛上是个没有城府之人。用现在的话说，一个人没有城府，人品可交，但不适合做官。因此苏轼在政坛上几起几落，应该还算是个失败者。他做不到他的老师欧阳修的境界，也没有王安石官场的圆滑狡诈。苏轼的作品干预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对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子不合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尽管这样，也不影响他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旷世奇才。

  （作者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诸城市电影电视艺术协会主席，曾出版长篇小说《密州太守》、担任电影《苏轼三进马耳山》编剧、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