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家军

一看到地瓜，我就想起父亲临终前想吃地瓜，因我的一念之差没吃成的情景，感到后悔不已。

那是1976年农历7月24日早上，躺在炕上的父亲，眼巴巴地看着我说，小军啊，我想吃个地瓜。我望着瘦骨嶙峋的父亲说，大(父亲)，今年天旱，咱地里的地瓜还没结，山林队上栽的窝地瓜应该结了，我去问问书记扒几个？父亲点了点头。

我们家原先在第四生产队，父亲担任队长。父亲不识字，只知道实干，队里的粮食产量，经济收入，年年在全村六个生产队中领先。后来，书记就把父亲调到他所在的第一生产队，当队长。父亲身体健壮，四十多岁的人了，事必躬亲，一马当先。秋天收花生，论称发工分，父亲一次挑200多斤，比青年人挑得都多。

父亲不善言谈，遇事好憋在心里。刚到一队那会儿，有些人欺生，鼓动一些青年专门和父亲对着干，事事挑毛病，把父亲气得脸色铁青，抽闷烟，喝闷酒。但父亲不和他们计较，只用行动证明给他们看。后来人们发现，坡里、场院里、饲养院里的事，无论大小，父亲都记挂在心上，看到父亲确实是个干事的人，心便向父亲靠拢，逐渐扭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各项工作，突飞猛进。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刚跨入1976年的门槛，父亲就查出肺癌，正月十九，就一病不起。得了这个病，就等于被判了死刑。那时医疗条件、经济条件差，父亲只能在家里保守治疗，吃吃药，打打针，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

父亲的人缘极好，他病后的日子，隔三岔五就有人来看他，不只是他待过的四队、一队，还有其他队的，几乎全村的人都来过。给他送来鸡蛋、猪肉等营养品。那时我只有一个心愿，父亲的病既然治不好，那就尽最大努力满足他的要求。计划经济年代，东西不能随便买，买馒头油条需要粮票，买白糖红糖等还需凭票供应。但不管多难，只要父亲想吃想喝的东西，我总是想方设法买到。记得有一次父亲说，他想着即墨老酒好喝，我就到桃林去买，桃林没有就又到皇华去买，皇华没有就又到石门去买。步行100多里，跑了三个公社的副食品门市部，才买到两瓶即墨老酒。

现在他想吃地瓜，我自然要满足他的心愿。我急急忙忙来到书记家，书记的爱人说他到公社开会去了。中午吃饭时，我又来到书记家，书记的爱人说他还没回来。天快黑时，我才在生产队的场院里找到他。邻居相称，我叫他表兄。我说，表兄，俺大想吃个地瓜，自己地里的还没结，山林上的窝地瓜应该结了，能不能扒几个他吃？他说，行！你自己去扒吧。我说，你还是找个人和我一块去吧。他说，不用，你去就行。

书记对我很放心，而我心里不踏实。天黑了，有人喜欢“偷秋”，如果我去扒了，随后有人也去扒，给山林队造成损失，我就说不清道不明。想到这里，我就对书记说，表兄，俺大想吃也不差这一晚上了，等明天我找个人一块去吧。书记说，也好。

父亲晚上还吃了一碗粥，第二天竟昏迷不醒，汤水不进，人还没到中午就走了。那一刻，我感到天塌、地陷，撕心裂肺。想不到父亲想吃地瓜的心愿，却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作者系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山东省当代文学院院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