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天气感觉比现在寒冷，那时每到冬季都会和冰雪打交道。
　　记得上小学时，青岛居民冬季取暖要靠在家中生个小炉子，而在家中最先感觉到冬的气息的是窗户上的冰花，看似形状不一而又玲珑美妙的冰花，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力，似乎你想象什么，它就像什么。那时雪下得勤也下得大，有时真是鹅毛大雪，坐在室内看着窗外雪花飘飘扬扬地从天上落下，不一会儿就盖住了地面。雪停后，先是一个，而后二个、三个以致更多的玩伴跑出来，大家在雪地上堆个雪人，嵌上两块石子或其它物品当眼睛，有时还会找个草帽给它戴上，并很夸张地做上个大鼻子。然后大家团雪球打雪仗，有谁倒在了地上都是笑呵呵地爬起来继续玩。那时屋檐上还会挂着长短不等、粗细不一的冰柱，我们会用能拿到的物品敲击冰柱，冰柱掉在地上摔成几小段。雪化后，路面两侧会结冰，学生们就用双脚一蹬一蹬地滑行前进，省劲又好玩。让我难忘的是学校大门外有一小段斜坡路，结冰时大人走路都小心翼翼，学生们可不费这个劲，一个接一个地在路上滑行。一次突然前面的一个学生摔倒了，后面的学生根本停不下来，就一个撞一个地倒在了路边，而我躺在地上两脚朝天打转时，不慎将在路边行走的一名中年妇女碰倒了，好在伤得不重，但也住了几天院，害的我父母天天上医院看望人家。自此，我对滑冰忌惮了许多。
　　上中学时，青岛有旱冰场，哥姐第一次带我去时，我穿上滑靴就站不起来，好不容易站起来，一动就又趴在了地上。后来还是哥哥亲自做示范，让我大胆站起来，慢慢曲膝向前滑。半小时后我才慢慢适应，知道了怎样掌控身体和运动了。以后又来了几次，我的滑冰技巧有了很大进步。
　　高中毕业后我下乡当了民办教师。下乡第一年冬天就遇上了一场大雪，那时农村的路都是坎坷不平的土路，人走在路上会随着“咯吱咯吱”的声音，留下一串深浅不一的脚印，但随着雪的融化，路面就开始结冰，人再走上去就得小心滑倒了。那时还有人在鞋的前半部分缠几道草绳，就是为了防止走路打滑的。班上有五名学生住在村西头，那儿的路况更差，我有点担心这几名学生会滑倒。于是放学时，除了叮嘱全班学生走路注意安全，还亲自送这五名学生回家。果不其然，那段路太难走了，当第四个学生要进自家大门时突然脚滑了一下，随之整个人向门前的石磨倒去。我一看也顾不上其它赶紧上前抓住了学生，自己却失去重心摔倒了。学生被我搂在怀里没伤着，我的胳膊碰在石磨边上，当时疼得直冒冷汗。村里医生赶紧套上马车，拉我去了公社卫生院，经检查是骨节错位，并及时为我做了正骨治疗。学校校长、村支书和学生家长也来到医院看望我。我拉着村支书的手，恳切地要求他在雪后组织村民清扫路面积雪，后来听其他老师说，村支书回村后当天就通过大喇叭下达了扫雪通知，村民们也积极响应，很快就清扫完了路上积雪。也许是大家意识到了什么，以后每次下雪，大家都主动出来清扫路面，直到我离开农村时，再也没听说有人摔倒过。
　　再后来，雪下得一年比一年小了，有时终年不见雪。但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后，却带来了冰雪运动热，各地都建起了滑雪场。在寒冷而天气晴好的冬天，当一片白色的滑雪场呈现在你眼前时，你会感到突然，感到兴奋，也会让没怎么见过雪的晚辈们欢呼跳跃，非要近前亲近一番。由此，每年孙子从上海回青岛过年时，我有一个不变的安排就是带上他去滑雪场。前两年因疫情没回来，孙子直在电话里嘟嘟滑雪场，今年回来了，而且又逢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全家来到青岛西海岸的藏马山滑雪场，只见场外停满了各式轿车和几辆大客车，场内到处是戴着头盔、脚穿冰刀靴或滑雪板的“冰雪健儿”，不时传出阵阵欢叫声。儿子带孙子从高坡上往下滑行，还别说，孙子跟着滑了两圈后，竟然要跑单滑雪，有时摔倒在地，不用大人说，自己想办法站起来再继续滑。我和妻子年龄大了就在下面平地上滑雪，儿媳妇则忙前忙后地拍着照片，大家足足玩了三个钟头才停下。一家人坐在小饭馆里，高兴地说笑着，身上热乎乎的，自己也多喝了一小杯酒。
　　晚上看冬奥会比赛，小孙子看着电视画面说北京的滑雪场真漂亮，我说再一年咱们到北京你三姑奶奶家过年，那时咱也去漂亮的滑雪场过把瘾。孙子又提出来了，说冰墩墩好可爱，他也想要一个。我赶紧打电话给三姐，三姐在电话里说没想到冰墩墩这么红火，她已经提前买了两个。我连忙说，就直接寄往上海吧。小孙子在一旁听了，上来就搂住了我的脖子，来了一个大大的吻。
　　晚上睡觉，我梦见小孙子拿着冰墩墩朝我笑呢，我也忍不住笑了，妻子在一旁推醒我说，什么事高兴地说梦话呢？
　　（作者系中国乐器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