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过香港的内地人已经有很多，但除了买东西和观光，内地人对港人生活的了解其实很有限。很多没有到过香港的内地朋友，则更多地是从新闻媒体（最近多是非常负面或报道成非常负面的新闻），或港产片、电视剧中，得到一些印象。
在这里，我想聊聊在香港的生活感受，特别是那些与内地不同的地方。一方面，是让内地更多人对香港有不同角度的认知；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一些驻港的内地外派人员，从生活方式到日常接触的圈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与港人隔离的。因而我希望，补充说明一些大家不太注意的事,或了解得不清楚的地方，以减少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误解。
网上的语言分隔
从哪儿聊起呢？这篇文章是在网上与大家见面，就从上网聊起吧！
港人常用的工具网站是Google 和YouTube；而社交网站，Facebook显然是第一，还有香港高登、香港讨论区、Uwants；新闻门户网站包括雅虎、MSN、各报纸与电视台的官网，以及个别偏自由派的独立媒体，也少不了英文的主要新闻媒体如BBC，还有人关注筛选功能较强的交流网站比如reddit；购物网站，包括Groupon、淘宝，Amazon、Wish，以及实体店官网（如屈臣氏）。手机应用排第一位的，一定是WhatsApp，也有人用LINE和微信。
图1：香港一个比较受用广东话交流人士关注的新闻门户网站-香港高登
为什么要提这个事儿？因为港人与内地人根本不在使用同一个沟通平台！香港那些总体上使用英语+粤语的大律师议员们，基本上不会知道今天的微信比WhatsApp强很多，因为他们从来不用！如果注意到，不少港人用香港繁体字的粤语方言在网上沟通（我无法估计这样的人到底占多少百分比），就会明白其实纯用繁体粤语沟通的群体是个很小的圈子。同时，香港也有大量的人是直接用英文沟通的，包括我的很多本地同事和我们读中小学的子女，而这一部分人又基本不会看中文的网站（不论简体还是繁体）。但从网络上讲，这是一个极大的、与中国内地完全不同的信息圈。这种局面形成了一个网上交流平台的语言分隔(language platform divide)。
切不可小看这种分隔带来的种种问题，因为它还与社会阶层有对应关系：纯粹用粤语和繁体中文沟通的平台，几乎是土生土长的下层社会的唯一平台，而且以女性偏多。他们不读英文也不看英文。反之，除非为了市场或者拉票，一些第一语言是英语的港人，也基本上不看纯粤语的平台。
在“网络公平” 的今天，互联网成为了“无权者充权” (Empowerment of the powerless)的地方，一些小事都是从某条网上的讨论引发。而且网上的讨论往往比传媒的更“激”。我真想知道，整天关注和研究香港的某些内地机构，到底有没有人在看、在了解港人在Facebook和其他本地粤语网站上到底讨论着什么？他们是不同、非常不同的香港人！
谁是香港人？
在今天的香港，这是一个异常敏感的话题，特别是因为出现了所谓“本土派”的港独群体，而他们的首脑梁天琦却在中国内地出生，其母亲也是内地来港的移民。梁在自己这个身份被揭出之前，口口声声说，反对让新移民“沟淡”了香港的利益，而身份被揭后，又改口要以是否说一口流利的粤语、是否认同香港的核心价值观为标准,来界定谁是香港人（按照其“港独”的立场，这样的香港人不是中国人）。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蔡玉萍教授文章，他们2014年做的一个调查显示，接近六成五来港未满七年的内地移民，能说流利广东话。同一研究亦指出，随着居港时间的增加，大陆移民与本地居民的政治取向就越接近。也就是说，“香港人”从来只是一个社会建构及想像。
其实，争议的核心是在香港身份的主观认同。作为普通市民的我，觉得只要你在香港取得了永久性居民身份，法律上就是一个中国香港特区的长期居民（就好像外地人有了北京户口）——只要你愿意，就可以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虽然我的看法很简单，但客观上，问题可以很复杂。比如，在香港居住的非华裔人士，中国内地背景、持有他国护照的人士，甚至已经移民香港的原中国大陆居民，不一定认同自己是港人——更关键的是，在一些本地出生和长大的港人的眼里，他们永远都不是港人。
这种看法的影响可以很深，导致情况很麻烦。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过去25年，在香港的金融中心所在地中环，越来越多的中层甚至高层的管理人员的第一语言是普通话。“中环是说普通话的”，不仅是香港年轻人的一句玩笑。据两个不同渠道的朋友说，在中资和外资背景的大行，最容易被录用的首先是内地有相当家庭背景的人士，然后是竞争力超强的内地留洋精英海龟，再后是拼其他各类洋爹土爹的人士，最后才是连李刚的儿子都不是的众本土青年精英。如果这种情况持续超过10年，当这些非本土精英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并在香港扎下根之后，他们是谁？
另有一句在当今香港年轻一代中流传的话，“中国不能没有香港，但可以没有香港人”。这种话语当中的“香港人”，应该没有包括这些非本土中产精英。这批不被香港人当香港人的新香港人，被看做是挤掉了“真”香港人的晋升机会。我们都不认同那些靠拼爹混饭吃的人，不管他或她是从中国内地还是外国来的，或是本地出生的。但对那些靠自己实力拼搏到大城市并愿意留下来做新香港人的年轻人，他们与那些到北上广、到纽约、伦敦、巴黎打拼的外地人是一样的。他们并没有错，而且他们的价值观可能更接近所谓“中环价值”（卖个关子，下篇再谈），虽然他们可能只会说英语和普通话。
第二个例子，是跨境婚姻带来的问题。2015年底，香港特区政府多个部门联合提交给香港立法会的一份报告披露，1997年香港回归后，共有87.9万名内地人到港定居，占香港730万人口的12%。即每8名香港居民中，就有1人来自内地。报告还称：“2014年，跨境婚姻占本地登记婚姻接近40%。”港男娶内地女性， 1990年代占到跨境婚姻数量的几乎100%，如今降到2014年的87%。这意味着两地经济情况逐渐接近，香港女嫁内地男的比例也在上升。这可真是中港融合的过程，而且也是一大批“新香港人”诞生的过程。
不过，绝对不能忽视这种融合在香港社会造成的一些新问题，如香港大学经济系王于渐教授2016年1月20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的文章《公屋户家庭破碎、贫穷及不满现状困境》所述：“2014年，全年56454宗婚姻之中，跨境婚姻占20698宗，其中（至少一名配偶）属再婚者占11839宗。1986至2014年跨境婚姻累计达680635宗，占期内整体婚姻数目的40.3%。1986至2014年，跨境再婚累计129927宗，占期内再婚总数46.2%。早年的跨境婚姻，多属香港单身、经济条件较低的年长男性从内地娶妻之类。单程证配额制之设，导致分隔两地的家庭团聚延误更久，在培育子女方面造成不良影响；最终得以团聚之后，又往往出现不少家庭问题，这些家庭大都居于偏远的公共屋邨”。而这些偏远公屋小区，“已渐成离婚家长与子女，以及再婚者与新移民两类住户的聚居之处。”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这样一批低收入甚至基本靠补贴度日的单亲家庭（通常都是母亲与孩子）都同住在一个小区，会发生什么？这里长大的年轻一代在想什么？他们会如何理解和认识港中关系？
上面两个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例子，是香港深层社会问题的真实写照，也是今后几十年香港都要天天面对的问题。香港社会内部与外部交流的问题就是这样交织在一起。后面的政治篇，对香港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还有更多的讨论。
香港虽然什么倾向的传媒都有，在网上也可以任意发表个人看法，但事实上，真正中立客观反映深层问题的讨论并不吃香。因为，不论报纸背后的政治势力，还是传媒越来越无底线的商业倾向，关注的从来是观点鲜明、越极端越好的新闻与评论。但有时候，从一个平凡的故事中，可以看到这个社会是如何运作的。让我讲一个这样的平凡故事吧！
警察、医院与菲佣
最近，警察成了内地新闻中的关键词。香港的警察也曾经有过很不光彩的一段：1973年香港廉政公署的成立，就是揭发和清理以总警司葛柏为首的一伙警察重大贪污案的结果。40年过去了，港产片里的警察还是有英雄有狗熊，而现今真实世界中的香港警察又是什么样的？我这个奉公守法的小小百姓，很少有机会和警察打交道，每次打交道，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次，是1980年代后期，某个傍晚我在港大教员宿舍区一带步行，被两个带枪的警察叫住查身份证，大概是穷学生从头到脚都像个偷渡客？
另一次更让我记忆犹新的，则是2013年的某个长周末的晚上。我在家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你是外籍家庭助理XXXX的雇主王先生吗？我是香港警察。你家保姆因为身体不适，在她周末住所的厕所晕倒了。她的同宿舍伙伴打电话报警，我们来了救护车，正在把她送去医院的路上。你有时间直接来一下玛丽医院吗？”而半小时后，我在医院见到这位二十岁出头的年轻警察时，他已经把一切都处理好了：菲佣已安然无恙，安排好临时住院一个晚上，以便观察；警察小哥把菲佣的身份证、钱包等私人用品交给我，并给我看他本子上笔录的事发全过程的细节，包括谁什么时间报的警，当时厕所和宿舍的情况，现在还欠医院100元急诊挂号费，等等。一切交代清楚后把病人交给我照顾，他自己打电话叫了一个摩托警员来接他。离开时，我谢谢他，他笑笑说这是他的本职工作 （居然没背台词“是毛主席教导我这么做的”）。
这个真实的小故事让我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它体现了这个社会在公共服务方面做到了什么水平。除了警察小哥的职业操守外，我还看到了我们交的税是如何花的：警车、警察、免费的救护车、医院就诊和免费的住院观察这一切公共服务，都是通过一个有菲律宾口音的报警电话、这位外来劳工的一张香港身份证就获得了。这些服务过程中没有出现歧视、耽搁和贿赂，是非常普通与平常的。
可如果我们再想深一层，是什么确保了上述这个普通事件能正常地完成呢？它需要对警察进行长期的良好管理和培训，对急救过程进行合理安排，以及在何种方面需要政府补贴等问题上有成熟规定，并有按照这些规定执行的人。
老龄化，不只是人口
根据香港政府2015年公布的最新的人口推算（见图2），香港65岁及以上的人口，将从目前占总人口的16%，在30年里翻一番，到2045年时的32%。香港从社会到政府到学界，都在积极讨论香港的老龄化问题。这个问题得到社会重视，绝不出奇，因为它涉及如何设计未来的社会养老体系，以及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比如，如何建设更多的养老设施，如何吸引年轻的人才或鼓励生育，如何处理逐渐过剩的小学和那里的老师等等。内地存在类似问题，并且也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图2:香港未来人口特征
（引自香港统计处《香港人口推算（2015-2064）》表一）
不过，老龄化或高龄化的不仅是人口，还有楼宇。2016年底以前，香港约有11000幢楼宇，楼龄达到40年或以上。按屋宇署粗略估计，未來10年，全港达40年楼龄的楼宇将会按年递增约600幢。也就是说，届时应该有超过40万个单位楼龄太老，需要更新。另外一个关于公营房屋的统计显示，目前超过20年楼龄的公共屋邨(廉租屋)单位达到近38万个，占整体公屋的近一半，即大约六分之一的香港人住在这些开始上了年纪的房子里。
香港是世界上少有的如此大比例在短时间内建设了大量公共房屋的城市。如何实现这方面的更新换代？未来如何处理公屋问题？这些都是重大的民生问题，不能出岔子，但又不是当前的热点——核心问题还没有暴露，已经暴露的问题，仅仅是电梯不行了，要换了。对于一个发达城市的政府，要关心整体竞争力，从“积极不干预”到“适度有为”，也更要关注民生。
与前面的经济篇不同，本篇通过零零散散的事件，谈及香港日常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语言平台隔离、就业、居住、香港人的认同问题等，肯定还是挂一漏万，但应该没有偏离开篇时候定下的目标，即为内地朋友更全面地了解香港做一个注脚。
聊香港，不能整天盯着经济。虽然我本科是学经济出身，但从北京到香港，我看明白了，政府的第一作用是确保社会正常运转，特别是城市级别的政府。什么是正常？看看民生。一个人均GDP五万美元水平的社会，一般百姓更关心的，是社会的公平、生活质量，包括环境、安全、教育质量的改善。至于很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可能需要整个社会来确立一个共识，特别是在香港这样开放的社会中。关于这一点，我会在后面两篇（政治篇、未来篇）里做一些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