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忠
路友于，原名汝悌，诸城市昌城镇路家道口村人，生于1895年1月29日，地主家庭，堂号“慎修堂”。友于兄弟姊妹9人(6男3女)，友于为老二，老大汝孝(字景韶)、老三谦叔，老四季勉，老五汝恪(字君约)，老六汝朴。还有三个女孩，那时都缠了足，好端端的一双脚要人为地用布裹成尖的，使健康人变成了半残疾。友于从外地回来，说服母亲为她们放足，母亲想不通，他耐心地把妇女应该得到自我解放的道理讲给母亲听，终于打通了老人家的思想。给3个女儿都放了足，不但如此，他还说服父亲冲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枷锁，克服了男尊女卑的旧观念，让3个女儿都上学。老大、老二都是小学毕业，老三路君颖曲阜二师毕业。
路友于虽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但他为人忠厚，平时少言寡语，办事老练，对长辈很有礼貌。不但对父母十分恭敬，对邻里老人也是温和谦恭，彬彬有礼，加之他自幼聪明，才能超群，父母亲视之为掌上明珠。他家解放前有3顷土地(每顷100老亩，折合市亩341亩)除大部分租给佃农耕种以外，自己雇人耕种一小部分。其父童年读过私塾，因一目失明未能参加科举考试，但这却激励了他供子女读书成才的决心。
自幼聪慧过人
过目成诵被称神童
友于童年时代在私塾读书，私塾设在他家靠街的3间东屋里，那时叫做学屋。当时请的塾师是福胜村的金喜庭老先生，金先生是前清秀才，虽思想顽固守旧，然而教学认真，对学生管教颇严，大家都称他金师傅。家塾中的学生都是路家子弟，有路子培、路景韶、路友于等七八人。友于年龄最小，是路氏家族同辈兄弟中的老七，他大哥景韶是老四。他年龄虽小，却颖悟过人，金师傅很喜欢他，常对人夸他才华出众，气质非凡，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友于家的大门朝东，学屋的门口在大门外，二门里，大门外有一湾，雨天全村的水都汇集里面。湾南崖还有几棵枝叶茂密垂向水面的老柳树。夏秋之间，树上蝉鸣，水中蛙叫，为学生们创造了一个天然的优美环境。师傅不在时，小学生们争先恐后地跑到湾崖上上树捕蝉，下水抓鱼摸虾或用瓦片打水漂，惹得鹅鸭嘎嘎乱叫。最顽皮的几个，常常湿了鞋袜裤脚，完不成作业，老师外出前所布置熟读的课文也往往都背不过。唯友于每次都是背诵如流，可他顽皮的比谁都疯。有一天，师傅有事外出，临行前嘱咐徒弟们：“好好念书写字，不要顽皮，更不准到湾崖上去。”并指着他的砚台说：“谁不听话，它会告诉我。”师傅走后，学生们照常玩耍，友于还特意把师傅的砚台摔碎了。
师傅回来看到桌子上砚台破了，很生气地大声斥责徒弟们：“是谁干的？”大家都吓的趴在桌子上，一动不动，默不作声。这时，友于却大胆地站起来对师傅说：“师傅，不是说砚台会告诉你吗？就叫它告诉你吧。”一句话说得师傅无言以对。师傅本想拿巴他一下，特意检查他的作业，他却课文背得很熟，字写得认真正规，师傅也拿他没办法。
友于在学习时不是死记硬背，囫囵吞枣，他善于用脑，善于分析，并能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看法。“二哥友于不仅理解力强，而且过目成诵，故远近邻誉为神童”。(路君约语，曾任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随着学生们岁数渐大，师傅将教过的四书重新从头讲解。有一次，当师傅讲到《孟子》中“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一节时，友于站起来反驳说：“孟子这样说我认为不对，他没用道理辩驳杨墨的学说，是强词夺理，不能服人。”金先生一时无言可答。
又一次，讲《古文观止》的桃花源记篇，金先生按课文内容讲完后，友于又站起来问道：“真有那个地方吗？”金先生答：“这不能肯定，也可能有，也可能是想象。”友于说：“肯定不会有那么个地方。即使有也不可能在那样一个环境中生存几个朝代，那个时代社会政治黑暗，官僚贪赃枉法，又加兵匪横祸，民不聊生，陶渊明能脱离那个社会吗？只不过是他想像出桃花源那样一个理想的地方，作为对自己精神上的安慰罢了。”
金先生看着友于年龄虽小，但对问题的见解为自己所不及，年终放假时，便对友于的父亲说：“你这孩子才华不凡，聪明绝顶，我难以胜任，请另请高明，勿误他前程。”从此便辞馆回家，再未任教。这些事在村庄传开后，人们纷纷说路友于问走了金先生。
为到城里求学
用绝食方法争取
1910年，路友于只有15岁，已读完四书五经，诗词歌赋无所不通，字也写得很好。于是，私塾里那种先生教学生听的刻板式教学方法和内容贫乏的教材，已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和欲望。又加上随着年龄增长，在与隋家官庄的亲友交往中，常获同盟会隋理堂先生的教诲，及其在外求学的子女隋少堂、隋少亭、隋焕东等进步青年的影响，他幼小的心灵，激起了奋发报国之情，一心想去城里高等小学读书，几次向其父请求，均未获准。但他不灰心，不动摇，最后使出绝食的方法来争取，友于这一手果然奏效，其父无奈，不得已终于答应了他这一要求。友于高兴极了，立即去找隋理堂先生帮忙，经隋理堂先生介绍，叫他大哥景韶陪同，进城报考，结果兄弟俩皆以优异成绩被双双录取。
他考取高等小学后，勤奋好学，思想活跃，不但成绩突出、品学兼优，而且爱国活动也处处带头，他和同班的进步同学管子良、陈舜庭等，为了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争取祖国的独立富强，共同参与了辛亥诸城独立的活动。友于主动剪去发辫，暗中参与革命活动并参加了保卫独立的战斗。族人惧祸，群起反对拒其返家，除其路姓。唯其父爱子热切，当时竟亦立即剪发正告亲友支持爱子行动，积极参加到独立运动中去。虽然独立不久失败，数百名爱国志士惨遭杀害，但不几天后，风雨飘摇的清王朝便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垮台了。
就读省立一中
为该校“诸城三杰”之一
1915年，友于到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担任第七班班长，又是学生会领导成员。他目光远大，做事干练，深得同学的信任。他性情豪爽，嫉恶如仇，更令人折服。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些同盟会成员，思想上受他们的影响很深。他十分关心国家的前途，关注民众的疾苦。他感叹中国既富饶又贫穷，为祖国被帝国主义欺凌而切齿，为自己不能为国家为民众做一点事情而扼腕。友于在学校以能文著名，他的文章无不抒发爱国忧民之感情，气势豪迈，激情满怀，在师生中影响很大，因此被称为“诸城三杰”之一。
所谓“诸城三杰”，指的是王统照、路友于、杨金城三个都在省立一中上学的人。他们分别在三个年级，杨金城年级最高，路友于次之，王统照最低。他们都是语文成绩优秀的高材生，也被誉为“三大文豪”。路友于聪颖好学，文学尤佳，每次作文，老师都以范文举荐全班，称赞不已，其文学构思精巧，寓意清新，语言流畅，读之意味隽永，朗朗上口，当时在一中一二年级任教的国文教师李春浦是前清秀才，他与省立一师的国文教师吴元瑞先生，是山东省有名的两个识字教员，李对友于的文章极为称赞。经常将其作文中的精彩句子写在黑板上，以粉笔敲着黑板说：“金石之声，好劲货！”任三四年级国文课的教师蒋绍堂先生系前清拔贡，在课堂上常对学生说：“路友于的文章连我都难改，要改动一个字也得同他商量。”路友于的古体诗亦甚有韵味，曾写有《虹桥望晚》：城高秋老万人家，向晚余辉树杪斜。河上临风倍惆怅，暮烟横断乱飞鸦。这种暗淡、凄迷的景象，岂非旧中国的缩影吗？无怪圣人倍感惆怅了，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之情感。他对时事有独到见解，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
友于爱好体育，特别爱好足球和网球，课余时间，操场上经常见到其矫健的身影。他的网球打得好，步伐灵活，攻守兼备，曾代表全校参加过省第一届网球比赛，并夺得男子单打的桂冠。
他还是一个足球迷，那时足球运动刚刚兴起，从农村来的学生大都没见过，初次见感到新鲜，可这项运动过于剧烈，对抗性强，学生们大都望而生畏，不敢上场。而友于却偏偏爱上了这项运动，一有空他就上了体育场地，练踢球、带球、射门，常常练到满头大汗。平日里他举止端庄，温文尔雅，很像一个大姑娘，而上了运动场，却龙腾虎跃，左冲右突完全像另外一个人了。
友于的行动带动了大家，许多同学都纷纷走向了运动场，一支生龙活虎的足球队在省立一中组建起来了。有一次，一中足球队在友于(足球队长)的带领下，到齐鲁大学去进行两校友谊赛。那时齐鲁大学的足球队由北京协和医院来了一批新队员，他们穿着整齐，实力雄厚，训练有素，基本功好。对比之下，一中足球队大有逊色，开赛后，老被动挨打，防不胜防，结果大败而归。
通过这次比赛，暴露出了自己足球运动的弱点，事后经友于带领大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出足球要上去必须苦练基本功的要求，并与学校领导建议扩大体育场地，增加运动设施，在友于的倡导下，全校学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体育热，无论球类和田径，参加者日益增多，许多运动项目的水平有了迅速提高，在后来的全省数届运动会上，一中总是获得总分第一名，并且涌现出不少一流的选手，足球队经刻苦训练，更是在济南各校比赛中名列前茅。
友于不仅品学兼优、爱好广泛，还多才多艺。他爱好京剧，在一中上学期间，省社会教育宣传所在济南办了一处京剧易俗社，设在大明湖南门路南，请了一些著名京剧演员任教，主要是学演新戏，这在当时具有明显的进步性。他们根据聊斋故事新编的《青梅》《珊瑚传》等，内容清新、格调高雅，公演后受到了观众好评。路友于是个京剧迷，时常来这里看戏，对这些新戏的演出极为赞赏。在这些京剧新演员中，有个叫邱步武的男青年扮演旦角，他长得眉清目秀，唱做俱佳，在新戏中扮演的女主角形象生动，惟妙惟肖，虽是学员，身手不凡，友于一见即惊其为奇才。
为了使京剧易俗社发展壮大，使京剧艺术后继有人，友于不但自己常去看戏，还组织一中的20多名同学成立“邱社”为邱步武捧场。他经常与邱接触，观看他的演出，还为其做宣传，造舆论。邱步武对友于及同学们的关怀鼓励深为感动，在艺术上的进步很大。邱步武出科后改名王芸芳，成了上海著名旦角演员。
东渡日本留学
回国后任《益世报》编辑
民国初年，友于向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目睹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报国之心益切。他在省立一中上学期间，即有赴日留学的愿望。1918年中学毕业后，在家中变卖40亩土地和亲友的资助下便东渡日本留学，先就读于预备学校后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学市政。这期间，他刻苦学习，潜心钻研，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同时积极参加“山东实业学会”的活动。据1920年1月东京发行的《山东实业学会会志》(第三期)，在本会记事栏内报道：1919年4月27日，该会在东京神田区三畸町吉田屋召开改选职员大会，选举干事长、文牍、会计、编辑员等。路友于即在这次会上被选举为编辑员之一。
在日留学期间，由于他奋发攻读，过于劳累，生活上又得不到足够的营养，两年后身染肺病。这时在中国国内，“五四”运动已经发生。友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它在巴黎和会上的蛮横态度无比愤慨，加之当时负责管理留学生的中国驻日使馆官员和日本人勾结在一起，压制中国留学生的革命行动，这使友于在日本再也呆不下去了。1920年他从日本回到了国内，在烟台养病。期间，他曾读过《新青年》和《新潮》等进步书刊，还读了一些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开始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经过一年多的疗养，友于的身体基本恢复了健康，于是他又到了北京。在北京期间，他结识了国民党早期人物、诸城同乡王乐平，又见到了一中的同学杨金城，向他们表达了忧国之心，倾吐了自己的报国之志，后经王乐平和丁惟汾介绍，加入了国民党。不久他应杨金城之邀，到《益世报》任编辑。同时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学习文学专业。（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