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义

(四) 在战斗中成长

  王愿坚参军后参加了一些战斗，后调山东滨海军区三分区宣传队、野战军八师宣传队工作。那时他就开始用笔写些新闻报道，编写一些节目，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1946年，上级提出来要提高战术水平和指挥能力，当时他所在的部队某团一连有一个排长很讲战术，这个排长带领全排以很小的伤亡代价接连打胜仗，根据这个材料，王愿坚编写了一个名叫《模范指挥员》的独幕话剧，因为这个小戏是针对部队中轻敌蛮干的思想，宣传提高战术水平重要性的，王愿坚曾亲眼看到了很多战友流血牺牲，认识到提高指挥艺术的重要意义，又有着战争的生活感受，这样写出来的小戏思想性强，有现实意义，所以演出很受欢迎，并受到了部队领导的表扬。不久后，这个小戏还印成了书，部队发给王愿坚三百元奖金，他把那些钱买了很多枣子大家吃了。

  1947年，王愿坚担任了纵队报社的编辑和记者，编辑部队的报纸，写了一些通讯报道，不断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水平和表现能力。

  王愿坚的创作也受到过堂哥王希坚的影响，就在他已经担任随军记者的时候，王愿坚给出过书、已经很有名气的堂哥王希坚写了一封信，并寄来了他写的一篇战地通讯，题目叫《表》，内容是我军进入城市后，一家主人匆忙逃跑时忘记了带他的表，等回家后看到他家虽然住过我们的部队，但家里的东西却一点也不少，还都给整理得停停当当，那只表仍放在原处，正在滴滴答答地走着，这篇通讯通过一只表写出了我们的军民关系，写得很生动，也不落俗套，是一篇不错的通讯。在信中王愿坚还写道，他对文艺工作很爱好，想努力学习将来当一个作家，问王希坚怎样才能写好文章，怎样才能当一个作家。王希坚当时就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对他的写作给予了鼓励，同时也向他指出，不要把作家这个名称神秘化、神圣化了，希望他能够全身心地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斗争，及时地用自己的作品反映现实，不要急于写出什么长篇巨著，能当个好记者也就是当前需要的好作家了。王愿坚收到这封信后开始并不以为然，觉得自己的堂哥也在“打官腔，说官话”，心想：“我是在问你写作的技巧，问你有什么窍门，你说这些官话对我有什么用处。”后来事实证明，王希坚说的这些是对的，不深入群众斗争，没有真情实感，不为现实服务是写不好的。这件事对王愿坚启发很大，印象很深，以至到晚年也不忘。

  就在淮海战役打响不久，当时天气很冷，一天，王愿坚跟连队的战士一起蹲在战壕里，北风呼呼地刮着，雪花打在脸上，因为衣服单薄，加之吃住都要在战壕里，所以一到晚上就冻得慌，浑身打哆嗦。正在这时，首长和机关的同志们背着麦瓤来了，有了麦瓤，铺在地上晚上睡觉就暖和多了，王愿坚挨冻，有切身感受，很感激领导，就在战壕里写了一篇报道，题目就叫《一捆麦瓤》，这篇报道很快就被新华总社采用播发，解放区的一些主要报纸都发表了。这件事使他明白了哥哥的话并不是无用的官话，“深入群众斗争”才有可能写出深刻的生活感受，虽然这些作品都是习作，都是为战争需要写的急就之章，但是它是直接反映了战争，从战争生活中来为战争服务，所以它就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能产生作用。同时，这种深刻的生活体验和集累，也是一个作家必不可少的创作准备，是创作的基础。对于这一段经历，王愿坚深有感触地说：“在这以前，我老觉得是自己的技巧不过关，其实这不是主要的，有了实实在在的生活体验和感受，有了对生活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就具备了创作的主要条件，写了就容易成功，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所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这话的意思也就是讲的深入生活和提高认识能力，从一定的高度来观察生活。”

  这期间王愿坚在战争中不断地锻炼成长，在反映战斗生活中提高，部队也给予他很高的荣誉，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

  1944年秋，日寇扫荡时，王愿坚得了伤寒病，年龄又小，行军跟不上队伍，上级决定暂时把他寄养在一个农民家里，给这家的大娘当儿子，当时叫做“打埋伏”，过了几天，王愿坚的病情好转后爬起来，觉得肚子饿得很，大娘就把两个地瓜面窝窝头塞到他手里。自己抱起两岁的小女儿走到里屋。当王愿坚吃完窝头的时候听到里屋那小妹妹哭得厉害，进屋一看，见大娘正从篓子里抓起花生皮嚼烂了送到小妹妹嘴里。

  这个亲身的经历为后来王愿坚写《党费》提供了母子和“我”的关系，夺咸菜的细节就是由地瓜面窝窝头“化”出来的。也许那小妹妹后来长大了，也从课本上读过《党费》，甚至像全国的学生一样被深深地感动过，但是她何曾想到自己与小说中人物的血肉联系呢？当然，也许这个小妹妹因贫困未能上学或读不到初中，这种情况五十年代并不是个别的，更有可能她根本就没活到解放后……

  王愿坚说：“这个大娘的家就住在离莒南县城不远的一个村庄，叫上莲子坡。解放后，进了北京，多次想去找找这个大娘，看看那小妹妹，但终因忙于工作未能成行，几年后赶上搞运动就更去不成了，这是我终生的遗憾。”

  1949年初春，在淮海战役战场上，一天，整个大地都盖上了一层白雪，一天大清早，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把王愿坚引出了地堡，当时他是新华社的前线记者，他随着同志们爬上交通壕，发现离阵地四、五十米远的地方，一个战士已经牺牲了，在他面前的白雪上，有他用手指画下的简单地图，这是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画下的敌情图，明确地标着敌人的位置，那只已经冻硬了的手指向敌人所在的方向，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部队提供了情报！

  王愿坚曾经见过一位衣不遮寒的来自诸城故乡的农民，他挑着六十斤高粱米走了近千里路，来到战场上，自己吃的却是地瓜叶掺上米糠捏成的菜团子，这给王愿坚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他说：“这就是赢得战争的人民。自己有责任来讴歌他们。”

  在战争年代里，王愿坚有多少次在雨雪里行军，有多少次穿着湿透了的军装站在冷风里发抖，那时候，心里想着，要是能爬上一个热炕头睡一觉多美呀！就是烧起一堆火，大家围着烤一烤也好啊，可是，这些当时都是不切实际的奢望。有一次在沂蒙山的反扫荡中王愿坚与大部队失掉了联系，一个人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转悠，唯一的干粮就是巴掌大的一块豆饼，饿急了就小心翼翼地啃几口，生怕啃多了，熬不到找到部队的日子，渴了，就到河里喝几口河水，就这样一直在大山里转了四天才找到部队，他饱尝了饥肠辘辘是什么滋味。

  有一次，他观看山东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重返沂蒙山》，剧中的大娘在战争年代曾用儿子的生命换得一个八路军伤员脱险。多年以后，这个小八路当了首长去寻找大娘时明明认准了，但贫困中的大娘却不肯承认自己就是救命恩人。沂蒙山区的人民那种无私的、博大的胸怀使这位首长自愧不已。这个剧情深深刺痛了王愿坚的心，好象每一句台词都是对着自己来的，他泪流满面地说：“永远不能忘记老区的人民，谁忘了谁是王八蛋！”他很少说这类不太文明的话，但那次他的确是这样说的。

  战争丰富多彩、震撼人心的生活经历使王愿坚的心灵得到净化，更加坚定了他用笔来描绘军队和人民的英雄事迹，他已经不满足仅仅用通讯报道来反映战争，决心用文学艺术的形式更好地讴歌英雄形象。

(五) 喜事连连

见到了哥哥

  1951年，第三野战军在南京召开新闻工作者会议，王愿坚当时在22军《麓水报》报社工作，作为部队代表到南京参加会议。会上，听苏联专家作报告，王愿坚看到担任翻译的人很像自己的哥哥，但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再说，哥哥走的时候他还很小，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变化很大，马马虎虎认不真切。听完报告后他怀着碰碰运气的心情走到后台找这个翻译，二人对面不相识，王愿坚就壮着胆子问他是哪里人。是不是叫王懋坚，一问果然是自己的哥哥，原来哥哥从苏联回国后在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工作。兄弟巧相逢，对面不相识，哥哥一把搂住弟弟热泪涌眶，二人悲喜交集。

喜结良缘

  王愿坚的爱人翁亚尼是浙江人，1949年中学毕业后在宁波参军，参军后被分配到《麓水报》社当编辑，当时王愿坚任编辑室副主任，他们一起参加了解放舟山的战斗，一起开荒种地，一起编写稿件。翁亚尼作为一个当时在部队为数极少的女中学生很引人注目，且又活泼热情，同志们都喜欢与她相处，随着年龄长大，很多人给她介绍对象，她都婉言谢绝了，其中有一位同志托了三个人来介绍她都不应承，最后这位同志就托王愿坚来介绍。那天，在办公室里，王愿坚对翁亚尼说：“吃完饭咱们俩出去走一趟。”翁亚尼以为是谈工作，饭后就一起到驻地外散步，王愿坚这位受人之托的大媒人苦口婆心地讲了一遍那个委托人的优点及热情，翁亚尼仍然笑着拒绝了。王愿坚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丧气地向这位同志诉说了实情。

  从此，王愿坚与翁亚尼接触多起来，他们一起谈工作，谈各自的家庭，想不到爱情的红线竟把这位当过媒人的编辑室主任与翁亚尼连起来，翁亚尼在回忆当年时说：“当时我与他结合也并非偶然，我对他印象极好，他人品好，正派，有才华，当时在周围的青年干部中是比较优秀的，又有共同的志向，所以就走到一起来了。”

  1952年7月，王愿坚与翁亚尼一起调北京，去北京前，王愿坚回诸城老家探亲(当时父亲王振千还健在)，在诸城他写信给翁亚尼，让她路过南京时去看看哥哥王懋坚。翁亚尼从宁波到了南京三野司令部找到王懋坚，一见面，王懋坚才知道这个女兵就是自己未来的弟媳，高兴地说：“好极啦！好极啦！”

  在南京住了一个晚上，王懋坚就送翁亚尼到火车站乘车去北京，他站在站台上愉快地向翁亚尼挥着手，脸上洋溢着弟弟的幸福给他带来的喜悦。

  火车到丰台，离北京还有一站地了，翁亚尼仍然迷迷糊糊地睡着，突然，有人从背后拍了她一把，她醒过来回头一望，原来是愿坚，他是探家归来从济南换乘的火车。上车后他也是怀着试试看的心理，看他的心上人是不是也在这趟车上，他挨个车厢找，终于被他找到，不过找到也快到站了。

  到北京后二人同在《解放军文艺》社工作，7月到北京，12月这对志同道合的情侣就结婚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