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中旬，我国中东部地区厚重的雾霾久久挥之不去。一条深褐色的巨大污染带斜穿1/3的国土，从北京、天津到石家庄，从郑州、南通到贵阳，空气污染指数纷纷“爆表”，74个重点监测城市近半数严重污染，北京城区PM2.5值一度逼近1000。
毒雾横行，在全世界主要的发达工业国历史上大都曾经历过，最典型的莫过于六十年前的伦敦大雾，当时伦敦人民的战雾记也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浓雾中，人们连自己的脚都看不到
工业革命以来，伦敦就以“雾都”扬名。煤炭是支持工业革命的核心燃料，经济和技术飞速发展，伴随而来的是城市污染急剧加重。当时的大多数工厂都建在市内和近郊，居民家庭又大量烧煤取暖，煤烟排放量急剧增加。城市发电也主要靠煤，以煤为动力的蒸汽机车拉着一节节燃煤专列开进首都。
煤炭在燃烧时，会生成水、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物质。这些物质排放到大气中后，会附着在飘尘上，凝聚在雾气中。在没有风的时节，烟尘与雾混合变成黄黑色，经常在城市上空笼罩多天不散，曾经客居伦敦的老舍先生描绘过这种“乌黑的、浑黄的、绛紫的，以致辛辣的、呛人的”伦敦雾。
积累的尘雾妨碍交通，弄脏衣服，熏黑房子，一位建筑师曾经报告说他在墙上见到过厚达4英寸(合10.16厘米)的含硫污垢。高浓度的二氧化硫和烟雾颗粒还会危害居民健康，进入人的呼吸系统后会诱发支气管炎、肺炎、心脏病。伦敦居民肺结核、咳嗽的发病人数比在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都多，整个伦敦城犹如一个令人窒息的毒气室一样。
风是驱散这些毒雾的唯一希望。但是1952年12月4日，一个移动缓慢的高气压滞留在伦敦上空，导致大气湿度增加、风力微弱，煤烟极难扩散，12月5日，伦敦即开始大雾围城。市中心空气中的烟雾量几乎增加了十倍，全城能见度下降到惊人的程度。
尽管市民们紧闭门窗，可是烟雾还是向室内扩散。英国伦敦著名的莎德勒威尔斯剧场正在上演歌剧《茶花女》，台上演员演得卖力，台下的观众却有些坐不住了，因为观众的视线越来越模糊，演出最终因为观众看不清舞台而被迫中止。不独剧院，电影院里的观众也看不到银幕。街上行人的衣服和皮肤上沾满了肮脏的微尘，公共汽车的挡风玻璃蒙上烟灰，只能开着雾灯艰难地爬行。公路和泰晤士河水路交通都几近瘫痪，警察不得不手持火把在街上执勤。患呼吸道疾病的人激增，而浓雾使救护车根本动弹不得。市内某些地区的能见度曾经降到零，人们连自己的脚都看不到。当时，伦敦的警察不得不使用喷着巨大火苗的燃气瓶，以便在烟雾中能看清别人，并被别人看到，伦敦的交通几乎瘫痪。
烟雾使数千伦敦人染上了支气管炎、气喘和其他影响肺部的疾病，从12月5日到8日这四天，已有四千至六千人死亡，多数是小孩和呼吸系统脆弱的人群。 12月9日，烟雾被狂风驱散，此后两个月内，又有近八千人因为烟雾事件而死于呼吸系统疾病。
当时举办的一场牛展销会上，不适应伦敦污浊毒空气的350头牛也惨遭劫难。先是一头牛当场死亡，14头奄奄待毙，另有38头严重中毒。此时，伦敦雾中二氧化硫含量增加了七倍，毒雾围城上升成为一桩社会事件，即“1952年伦敦大雾事件”。
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空气污染防治法
起初人们对大雾的认识是：环境灾害是工业发展必须接受的副产品。英国人一度还认为“煤火和高烟囱已经成为英国的独特制度”，以此为自豪。企业老板以成本上升和利润下降，将使政府收入减少为由抵制政府的环境治理政策，信奉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经济的英国政府不愿触动企业界的利益。
法国旅行家笛福曾经对新兴的英国炼铁业中心谢菲尔德有过这样的描写：“谢菲尔德是我见到的最脏、最多烟的城市之一。由于小铁匠铺没有高高的烟囱，加上城市又有许多山坡，这样冒出的烟就直接升到街道上。 ”
但是1952年冬天的这场悲剧终于使英国人下决心与伦敦雾开战。
1956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空气污染防治法——“清洁空气法案”，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逐步实现居民生活天然气化，减少煤炭用量，冬季采取集中供暖；在城市里设立无烟区，区内禁止使用可以产生烟雾的燃料。发电厂和重工业作为排烟大户被强制搬迁到郊区。
1968年又追加了一份“清洁空气法案”，要求工业企业必须加高烟囱，将烟雾排放到更高的空域，从而更好地疏散大气污染物。
1974年出台“空气污染控制法案”，规定工业燃料里的含硫上限等硬性标准。在这些刚性政策面前，烧煤产生的烟尘和二氧化硫排放减少放缓，空气污染明显好转。到1975年，伦敦的“雾日”已经减少到了每年只有15天，1980年降到5天，伦敦此时已经可以丢掉“雾都”的绰号了。
伦敦战雾并没有到此为止。 80年代以后，汽车走进家庭，数量激增。汽车尾气取代煤烟成为英国大气的主要污染源。汽车尾气中的铅吸入人体后就再也无法排出，会严重影响人类后代的智力。铅问题遭到英国民众的强烈抗议，一张小女孩戴着防毒面具拿着抗议标语到英首相的唐宁街十号抗议的图片广为流传。
随后英国开始推行无铅汽油，但是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们发现汽车排放的其他污染物如氮氧化物、一氧化碳、不稳定有机化合物等也极为有害，它们被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后，会发生复杂的光化学反应，产生以臭氧为主的多种二次污染物，形成“光化学烟雾”。
英国人此时已经对抗雾形成社会共识。从1993年1月开始，英国强制所有在国境内出售的新车都必须加装催化器以减少氮氧化物污染的排放。 1995年，英国通过了《环境法》，要求制定一个治理污染的全国战略，设立了必须在2005年前实现的战雾目标，要求工业部门、交通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同心协力，减少一氧化碳等八种常见污染物的排放量。
雾都变“绿色花园之城”
英国政府半个世纪的战雾记证明，污染并非获得财富的必然副产品。严苛的环境政策出台后，英国经济并没有恶化，政府收入也没有减少，环境却越来越好了。
2000年以后，伦敦也开始关注空气中的PM2.5问题，现任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认为伦敦空气污染80%的肇因来自于车辆的尾气排放，因此于2003年推出交通拥堵费，限制私家车进入市区，即使是美国大使馆的车队也照收不误。鲍里斯计划到2023年把伦敦私车流量减少9%，与此同时，伦敦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网络，鼓励市民选择地铁或公交系统出行，鲍里斯市长本人则坚持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
伦敦市政府还搞出了很多抗污的新花样。如在伦敦市内污染最严重的玛丽勒博路与上泰晤士街上投放一种由醋酸镁和醋酸钙构成的灰尘粘合剂，原理类似于胶水，可以有效吸附空气中的微尘，实践证明，吸附剂能减少空气污染14%之高。
政府在治理空气方面也毫不避讳，各种空气监测信息均向外开放，英国公民可援引《自由信息法》，向政府环保机构索取相关数据，不得被拒绝，全民监督。政府治理稍有疏失，主流媒体也不会替政府粉饰遮掩而是大力抨击。
对于传统的排污源——工业企业，伦敦的办法是不能再让企业像以前那样一排了之，把治理污染的事件甩给全社会，而是让企业自身承担起排污造成的社会成本，如此一来，昂贵的成本压力使得企业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减少排污，反而研制出了不少环保新技术。
今日伦敦已成为一座“绿色花园城市”，城区三分之一面积都被花园、公共绿地和森林覆盖，拥有100个社区花园、14个城市农场、80公里长的运河和50多个长满各种花草的自然保护区。
伦敦战雾经历为工业化的后来国家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付出血的代价，重蹈英国先污染再艰难治理的老路，还是吸取英国的教训，早早探索与美好环境相和谐的发展之道？相信每一个人心里都已经有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