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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城古代《易》学

2016-09-05 10:04:01 来源:王宪明
中华文明,始于伏羲画卦(所谓“一画开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始于《易》学。《易》道周流六虚,弥纶天地。从政治上说,为制度文物之本;从学术上说,为百家诸子之源[①]。《易》学在诸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先秦两汉之际,一度是全国《易》学的中心,后来虽然盛况难再,但传述者仍然继绳不绝,明清时期一度又出现高潮。了解诸城《易》学发展的历史及其影响,无疑是诸城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仅就所掌握的资料,在这方面稍做尝试,抛砖引玉。
 
                         一
 
诸城《易》学发展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远古三皇之首的伏羲时代。伏羲(伏牺、宓羲、宓牺、庖羲、庖牺)与远古的帝王炎黄尧舜一样,其地域和族系历来聚讼纷纭,但现在一般人认为他是远古东夷部落的首领[②]。纬书《诗含神雾》“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牺”是判断伏羲生地的重要依据。这里的“雷泽”与《史记·五帝纪》中舜“渔雷泽”之雷泽是一地。《山海经·海内东经》,雷泽之后,紧接着是郁州、琅琊,琅琊与雷泽,地缘上相去也应不远。《史记·补三皇本纪》说伏羲“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称帝出乎震”。此外,古人称伏羲为“春皇”、“东皇”、“木皇”也说明了他和山东的关系。而据《山海经·地形训》:“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谷桑麻,鱼盐出焉。”则泰山是远古东夷的中心,若说“地出乎震”,则伏羲当更生于泰山之东。
潍河古书中时亦书作淮河,据徐北文教授研究,远古潍河,其实就是围绕“中央之大山”泰山的“四渎”“江、河、淮、济”中的淮。他在《大舜传》中又写道:“诸冯一带山明水秀,土壤肥沃,气候温和,是夷人繁衍生息的好地方。当中华各地的交流扩大,西方的羌人,北方的严允人,南方的苗人与夷人交往日益频繁,各族也因天灾人祸之时互相迁徙,潍河(当时的淮河)许多地区渐渐出现了五方之民杂居之处,而诸冯地域以及迤东的滨海之处,也即胶东半岛,却因为地处东海半岛的偏东之地,比较封闭,外族人难于迁进,因此成为夷人的大后方,是夷人最密集的地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是伏羲后代所建,《礼稽命征》所谓“禹建寅,宗伏羲”。而夏之同姓之国牟、娄、杞、越、斟灌斟鄩,均曾立国潍河流域,少康中兴,龙飞潍甸,亦见之史册。这或者不是偶然。
古代社会以农业立邦,而无论粮食的生产还是沿海鱼盐的生产,都有很强的季节性。《易经》是农业文明的产物,通乎昼夜寒暑之道,非常注意气候变化,书中“四时”二字,就出现了九次。所谓“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所谓“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其重要性显而易见。现代《易》学大师杭辛斋先生《读易杂识·历数卦气》:“吾国历数之精,不但合日月行度之数,并合天地阴阳之气,而人物之生于天地间者,其荣枯得失,亦莫不与此气与数相合……终不可废,亦无能废也。”汉代《易》学家以爻辰卦气解释自然界四季气候运行规律,虽有时泥于象数,也能言之成理。
《史记·封禅书》在秦始皇东巡,祠八神将之一四时主神于琅邪,司马迁说“八神将自古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应该是东夷部族的遗留。诸城一带,作为东夷部族的集中地,是重要的粮食产地,其沿海又富产鱼盐,且地处暖温带,四季分明,主管农业的“四时之神”立祠于此,也顺理成章。 “神道设教”的传统也源于《易》,有关四时之神的祭典,亦必与《易》理相通。
 
                       二
 
中华文明,是海岱之间的东夷文明及其后继者齐鲁文明发扬光大的结果。梁启超在《近代学风的地理分布》一书中说:“山东邹鲁,孔孟实生;齐稷下,方术之士聚焉。自昔为文明渊丛。两汉经师,什九为齐鲁产,盛矣!”两汉经学,齐鲁为盛。齐鲁之间,又当首推诸城,而诸城之经学,又首推《易》学。现在通行的《易经》文本,由齐人田何手定。而田何之《易》,受自战国时孙虞(字子乘),传于汉初王同(字子中),皆东武人。孙虞、王同,分别是孔子《易学》的第五代、第七代传人。
汉代《易》学,立于学宫置博士者有三家:施、孟、梁丘,施雠一家,史册可考者六人,琅琊即有二人:鲁伯、邴丹;至于梁丘之学,其创始人即东武梁丘贺,其二、三代传人梁丘临、王骏,亦琅琊人。
汉代《易》学流派中,没有立于学宫的东莱费氏《易》,在琅琊也有传人,那就是王璜。后来与东武毗邻的高密人郑玄,也传费氏《易》,并作《易注》,使费氏《易》盛行起来,三家博士反而日趋式微。
汉代东武周围各县以治《易》名家者,还有莒县衡胡,安丘郎宗、郎凯父子,城阳相即墨成,胶西内史周霸,他们或可能受东武《易》学的影响,或可能对东武《易》学产生影响。
秦汉时期诸城地区道家活动也比较频繁,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区之关系》[③]一文中考证,道家历史上的很多重要人物如安期生、孙恩、宫崇、于吉、盖公、葛洪,都是琅琊人(葛洪祖先自琅琊迁丹阳),道教最重要的宗派正一教(五斗米教)的祖天师张道陵,本沛国人,地缘上与琅琊也接近,所以陈老断定“天师道发源于琅琊地区”。琅琊地区的《易》学与道家学说,也有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被奉为道家“丹书之祖”的《参同契》,实际上是一本《易》学著作,而且是现存两汉说《易》之书中保存最好的一部。魏伯阳此书,密授青州从事徐景文,徐为之注,东汉桓帝时复授同郡淳于叔通,遂行于世。当时琅琊郡归徐州统辖,而诸城北鄙一部属青州北海国平昌县。《太平寰宇记》说“姑幕故城兼有青、徐之地”[④],地缘上自然接近。当时琅琊一些《易》学世家,同时也是正一道世家,其中最著者为琅琊王氏,《晋书·王羲之传》:“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区之关系》追溯琅琊王氏好道的渊源,提到了东武名儒贡禹:“《汉书》与王吉同传者有贡禹。禹亦琅琊人。其所言调和阴阳,减少宫女,令儿七岁乃出口钱,其旨趣与王吉相似。后来于吉太平清领神书兴国广嗣之言,实不能外此。”其实这些主张,也通于《易》理。魏时王氏远族山阳王弼注《易》,扫象蔑数,畅言义理,开辟了《易》学研究的全新时代,人们惊叹其独出心裁,其实不过是将道家老、庄之理与《周易》相发明而已——这自然也与家世、地域影响有关。南朝平昌安丘人伏曼容(与东武今文经学世家伏氏为一族),史载他“少笃学,善《老》、《易》”[⑤],他的《周易集解》,与王弼《周易注》波斓莫二。
 
                          三
 
唐宋以来,诸城《易》学,虽然影响远不如先秦两汉时期,但其绪仍绵延不绝。据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唐宋间诸城赵氏,“自来家传《周易》”。《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一,载秦桧任密州教授时,有一隐者预言他将来会作宰相,这位“知几其神”的密州隐者,可能也精于《易》理。南宋李复《潏水集》卷八《刘君俞墓志铭》:“予友讳公彦,字君俞,姓刘氏,高密诸城人也。少从学于横渠子张子,刻励修洁……。”查乾隆《诸城县志》,有刘公彦传,字严辅,绍兴中通判镇江,不知是否一人。“横渠子张子”即北宋理学流派“关学”的代表人物张载,他的学说多本之《易》理,刘公彦既是张载门生(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关学的学风与张载哲学形成的社会根源”一节中也提到刘公彦),其于《横渠易学》、《张子正蒙》,必有心得。
明代以来,治《易》者尤夥,如谭章、祝笠野、范支光、张廷箴、李慎、李珽、张第、丁耀亢、丁豸佳、刘奎、臧尔詹、窦光彝、臧耀初、倪在中、王劝、王萦绪、王承烈、王肖楠(王统照先生塾师)……举不胜举。
晚近诸城治《易》者,颇有能摆脱经学窠臼,不为应付场屋故事,取精用弘,化裁变通者。大量有很深《易》学造诣的名医和音乐大师的出现,就是证明。
庄子曰:“易以道阴阳。”中医讲究“燮理阴阳”,自然与《易》理相通。诸城医学家,不仅诊疾治病,而且还著书立说,阐述阴阳顺逆、五行生克、养生保命之理,王化贞、刘奎、臧尔詹、窦光彝、王肖楠,就是其中代表者。其中刘奎、臧尔詹,皆与清代中期著名《易》学家、医学家昌邑黄元御齐名,称“南刘北黄”和“南臧北黄”。古人有“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之说,治病与治国,皆燮理阴阳,济世保生之事。身为宰相的刘墉曾在写给自己叔兄弟刘奎的信中说:“岐黄济世,仁德为最,深感佩焉。余谢职,当踵其后而效友。”刘墉为相,虽然被谢振定引《周易》否卦彖辞,讽刺他“内小人而外君子”,但大致还说得过去。他于《易》学,所得也非鲜浅。笔者曾在刘墉临米芾一幅论《易》贴后看到刘墉的跋文,有“米芾言《易》,不知量矣”之语,敢情他的《易》学造诣,比米芾还高深!
郑玄《周易注》创六十四卦爻辰之说,并以爻辰与律吕相配,这就将《易》理与音乐联系起来。现代《易》学家杭辛斋先生对此甚是推崇并发明其说:“阴阳之气,冲击动荡,发为声音。气不可见,而以音表之,则触耳而能辨其清浊,以耳代目,气之不可见者,亦不啻予人以可见矣。黄帝吹管定律,与干支同为协和阴阳之用,故音出于律,律出于数,数出于阴阳之自然。”[⑥]所以古代音乐家,也大都通《易》学。诸城自晚清以来,产生了许多古琴演奏和作曲大师,如王既甫、王冷泉、王祚祯、王宾鲁、王露等,都在全国产生过很大影响,尤以王宾鲁(字燕卿)“梅庵派”古琴,声明最著。《梅庵琴谱》不仅远播香港、台湾,还被美国华盛顿大学翻译成应英文,于1983年出版。这不仅与王宾鲁善于从民间音乐吸取营养,用民歌改编琴曲,注意雅俗共赏有关,还与他的乐曲中显示出的深厚的文化素养是分不开的。他在1931年《梅庵琴谱》初版序言中自述心得,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又佐以《礼记》、《汉书》、莱子《易》注、《纪氏丛书》,推其数以穷其理”。所谓“莱子《易》”,即汉时东莱费直所传之《易》。但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费直传《易》,授琅琊王璜,为费氏学。本以古文号‘古文《易》”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如此则王宾鲁所谓“莱子《易》注”,实指郑玄《周易注》之类著作。王宾鲁虽不以治《易》名家,但他能以音乐通之经史、《易》数,这恐怕是一般的《易》学家所难以做到的。
 


[①] 参见杭辛斋《学易笔谈》卷一《三代之政纲本于〈易〉》、《学术之派别出于〈易〉》两则。
[②] 李永先《也谈伏羲氏的地域和族系》,《江海学刊》1988年第4期。
[③] 《金明馆藏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④] 《太平寰宇记》卷二十四。
[⑤] 《梁书》卷四十八。
[⑥] 杭辛斋《学易笔谈二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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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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