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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厚博大 源远流长——诸城文化综述

2016-09-05 10:01:42 来源:王宪明
 学术界谈论山东各县市历史文化,有“诸城厚,安丘透,博山秀”之说。用一“厚”字概括诸城文化,其内涵当然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深厚”外,还可引申为“博大”。而要成就深厚博大,自然需要漫长的历史积累。
    诸城作为中国两千多个县市之一,她与我们伟大祖国的命运休戚相关。一部诸城文化史,其实就是一部源远流长、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史的缩影。
   “天地洪荒虞帝出,千年人说诸冯村”。在遥远、漫长的史前时代,诸城处在中夏文化与东夷文化的交界处。(夷安——高密)两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使这一地区文化高度发达,充满活力。这两种文化孕育的古代先民最杰出的代表虞舜,我们不必指定他为诸城人,自然也不必指定诸城市区北面不远的诸冯村就是虞舜的出生地。但说虞舜身上凝结了古代诸城先民的优秀品质,这是毫无疑问的。呈子、前寨、闫家同等古文化遗址发掘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生活用品和装饰用品,也验证了远古诸城先民的聪明智慧。中国古代讲究“严夷夏之辨”,这里的“夏”是文明、进步之邦,“夷”则是野蛮、落后的异类。史学界有“东夷非夷”之说,意思是“东夷”只是地域的指称,不带有贬义色彩,《山海经》说东夷有君子国,可与此相发明。这种观点强调东夷文化与中夏的同质性甚至领先性。读读《尚书》中的《虞书》,看看“东夷人”大舜的风采,再拜观诸城呈子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遗物——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壳,美仑美奂的蛋壳黑陶,东夷人文与当时中原相比,真正是“何陋之有”。等到禹帝敷土,潍淄既导,这一地区久浃王化,更无夏、夷的差别了。
    先秦、两汉之际,是诸城文化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时期。处在齐鲁之间的诸城文化,通变至道,经师辈出。孔子的得意门生、女婿公冶长是诸城人(其坟墓至今仍在诸城北部锡山之下),家学心传,直接圣人,他对诸城一代儒学,自有开创之功。后来则无论齐学、鲁学,还是今文、古文,大都能在这里找到其代表人物。传《易》者有孙虞、王同、梁丘贺、梁丘临、鲁伯、邴丹、王横。传鲁《诗》者有王扶;传齐《诗》者有伏氏子孙(伏理、伏堪、伏黯、伏隆、伏恭、伏无忌等)、师丹。传今文《尚书》者,有伏氏子孙、殷崇;传古文《尚书》者有王横。传《礼》者有徐良。传《春秋》者有王中、贡禹、莞路、左咸、徐子盛、承宫。传《论语》者有王卿、贡禹……梁启超在《近代学风的地理分布》一书中说:“山东邹鲁,孔孟实生;齐稷下,方术之士聚焉。自昔为文明渊丛。两汉经师,什九为齐鲁产,盛矣!”两汉经学,齐鲁为盛。齐鲁之间,又当首推诸城。真可谓孔孟既没,斯文在兹。当战国纷争,秦楚扰攘,文献存亡之际,东武经师,口传心授,抱残守缺,守先待后,其功业足以彪炳千古。岂但经学,黄老百家在这一地区,也曾极一时之盛。安期生、卢敖、盖公,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情况,至今有文献可征,有实地可考。(秦始皇与安期——丘生,陈寅恪《文集》第一篇,论定到家产生于山东沿海。)
   诸城经学的繁荣,还有力地带动了周围地区,使中华文明圣火在黄海之滨,潍水两岸,绵延不绝。东汉末年中国学术界囊括大典,兼综百家的一代儒宗郑玄,虽然是高密人,但“山东无二郑”,其祖庭在诸城南部的马耳山。郑玄先祖郑崇,就曾师事东武名儒,《春秋》、《论语》经师贡禹。与三国时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闾里相望,师出同门。
   在两汉之际,这一地区的学术气氛又是空前开放的。赵岐避难安丘而“温故知新”作《孟子章句》(与郑玄三礼、毛诗注,皆列《十三经注疏》中),董仲舒为胶西相而作《春秋繁露》,他们与本地经师,必有讨论之谊。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时代环境,诸城在先秦曾一度是南北文化的交流中心。春秋、战国之际南方的吴、越、楚一度强大,它们与老牌霸主齐国争夺对诸侯的支配地位,诸城一带就是前沿。越王勾践曾一度把国度由会稽并海北迁到诸城东南部的琅琊山下;齐国防范楚国进攻的长城,横贯诸城南部。秦汉之际中华文明在古琅琊地区百川汇海、发扬光大,运会所聚,自然非止一端。
   自五胡云扰中原,衣冠南渡,其中不乏诸城士族。山移于会稽,穴通于姑苏,邑侨于毗陵。或虚或实,隐约可见诸城先民迁移的脚步。据《晋书》徐邈传,“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晋明帝时,因其人民在今江苏省武进县西南侨置姑幕县,属南徐州。姑幕原在诸、莒之间,这千余家中必然有诸城人。并且这也不会是仅有的一例。毫无疑问,他们的到来,极大地推动了迁居地区文化的发展。“被发文身”的蛮服之邦,后来成为人文源薮,诸城先民亦有拓荒、播种之功。
    唐朝政教,起八代之衰,诸城文化在这一时期也有所恢复。五代时汉司空孙晟、宰相莒国公苏禹珪,皆唐末遗才。据《旧五代史》苏禹珪传,禹珪父苏仲容,“以儒学称于乡里,唐末举《九经》……累赠太师”,犹能远绍秦汉乡贤。
宋代由于印刷术的推广使用,兼之崇文重儒,文化生活空前活跃。诸城人文也再度出现繁荣。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赵氏世家。南宋楼钥《攻愧集》卷九十八《龙图阁待制赵公(粹中)神道碑》:“公字叔达,密州诸城人,家世多以文发身,号东西赵。西有丞相清宪公,而公则东赵也……诗律酷似唐人,杜诗韩笔,深造精诣”。赵粹中精礼学,宋宗庙大典,经他议定。西赵则世传《周易》、《左传》。南迁后,赵氏家族仍科第联翩,仕宦不绝。赵氏家族的赵明诚,虽宦迹不足称,他和妻子李清照广收图籍,精研金石,成就之高,古今罕有其比。“翻书赌茶”故事,更是艳传千古。
   宋代绘画发达,诸城人张择端的风俗长卷《清明上和图》,不仅是这一时代,而且是中国绘画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宋代乐府词独步千古,苏轼曾在这里开一代风气,创作出《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密州出猎》等脍炙人口的华章。李清照、侯寘,皆列两宋六十名家中。南宋初年诸城人徐大用曾出乐府专集,虽已一字不传,但其好友陆游所作《徐大用乐府序》,至今仍存《渭南文集》。陆游在文章中也道出了苏轼所谓“除却东武不解歌”的奥秘:东武“山川气俗,有以感发人意,故骚人墨客,得以驰骋上下”。这其实也涉及到密州区域文化精神和国民地域个性的问题。
    北宋后期的密州,曾是中国北方对外商贸、文化交流最活跃的地区。密州的港口板桥镇(今胶州市),南连二广、福建、淮、浙,北达京东、河北、河东,东通高丽、新罗,既是中国沿海运输的枢纽,也是对外商贸、文化交流的前沿。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高丽国王王徽,脱离契丹,修贡宋廷,板桥镇在沿海各大港口中与高丽相距最近,自然成为两国交通的门户。朝廷命令在此地修建高丽馆、打造船舶,以柔远人。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应密州知州范锷之请,在板桥镇设市舶司。《宋史》卷186载范锷疏,有云:“板桥濒海,广南、福建、淮、浙贾人,航海贩物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运载钱帛丝绵贸易,而象犀、乳香珍异之物,虽尝禁榷,未免欺隐。若板桥市舶法行,则海外诸物积于府库者,必倍于杭、明二州。”张择端绘画,特擅舟车市集,与当时密州地区商贸活跃的环境,也有一定关系。《清明上河图》中,可能也有密州板桥镇的影子。
    北宋末年,金兵压境,诸城士族,再次南渡。金元之际,浩劫轮回,这一地区文化,又出现低谷。《金史》载诸城人邹谷,曾官泰宁军节度使;《元史》载密州人于大本,官信州总管;明万历《诸城县志》载元代王致道,曾官尚书。不但人数少,事迹也不足道。
     从明嘉靖年间开始,经过百余年修养生息,诸城文化又恢复元气,并从此长盛不衰。明清两代诸城人文,堪与先秦两汉相媲美。翟銮、刘统勋的相业,邱橓、刘果、刘启的吏治,张侗、王钺的理学,刘燕庭、王锡启、李煜章的金石学,李澄中、丘元复、王赓言的诗,丁耀亢的小说、戏曲,刘墉、徐会沣的书法,窦光鼐的制艺,王化贞、臧应詹、刘奎的医学,王既甫、王冷泉、王柞祯、王宾鲁、王露的古琴……皆为宇内所推重。
    诸城自明万历年间明空禅师在五莲山建光明寺,其后百余年间,佛教极盛,山东四大禅寺,在诸城者二:五莲山光明寺、九仙山牟云寺。法侣胜游,往来络绎。其中有当时佛教界领袖、临济宗嫡传、被顺治皇帝尊为弘觉国师的木陈禅师,木陈门下首座天岸禅师(亦曾受顺治帝礼重),天岸门下首座灵辔禅师,嵩山少林寺适庵禅师……他们与五莲、九仙僧人泰雨、海霆、象峡及众多的诸城遗民、文人徜徉林泉,观空观色观兴亡,较量机锋,驰张棒喝,时有胜解,见于康熙《五莲山志》、《卧象山志》,连篇累牍。李象先《织斋文集·法庆堂上和尚(灵辔)传》:“先是,师随弘觉赴召京师万善殿结制,章皇帝赐紫衣,今大学士冯公(溥)谓师宗风道力,嗣弘觉、天岸和尚,滹沱津梁,在吾青矣。”——诸城清代为青州府属县。
    清代“乾嘉盛世”,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辉煌时期,其间刘统勋、刘墉父子先后入相,窦光鼐曾为嘉庆帝之师,他们选贤任能、定疑决难,同时对满清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予以潜消默夺,为缔造、维持“盛世”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民间有“乾隆帝,坐江山,刘罗锅子半拉天”之谣,正所谓“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民国以来,在军政文化各界活跃的诸城人,更是灿若群星。旧民主革命的巨擘刘大同、吴大洲,国民党左派重要领导人路友于、范予遂,国民党改组派主要负责人王乐平,前国民党空军总司令王叔铭,中国农工民主党总部组织部部长王琛林,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山东小组的王尽美、王翔千、王象午,现代文坛上的诸城作家群王统照、臧克家、王愿坚、王希坚、陶钝、孟超,演艺界的蓝苹、崔嵬、李仁堂……他们在波澜壮阔的现当代历史舞台上,充分展现了诸城人的风采。
    二十世纪,中国妇女解放取得了空前的进步。世纪之初,缠足之风还在盛行;不过数十年,封建社会最悠久,妇女受压迫最深重的中华古国,竟出现了在世界体坛领一代风骚的中国女排、马家军、女足。甚至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士都对中国妇女解放的程度表示赞叹。在近百年的妇女解放运动中,有两个女性先后摇旗呐喊,功不可没。一个是出生于浙江绍兴、鲁迅故居以西不远处东武山(又名飞来山、小琅琊)南麓的鉴湖女侠秋瑾;一个则是地地道道的东武女儿——江青。江青为“半边天”运动推波助澜,固然与她想当国家主席的“野心”(其夫毛泽东语)有关,但“天假其私以行大公”,实事求是,曲中存直,或许我们应该承认,正是由于“半边天”运动的矫枉过正,才使中国妇女悲惨的过去永劫不复。江青一生,以反对传统妇道为己任,人们今天对她的嘲笑、批判,或许太过于执着传统了。
    二十一世纪,我们将迎来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序幕刚刚拉开,诸城又一次脱颖而出。过去“好学重儒”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发扬光大。诸城的教育、文化、科技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才辈出,大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相对而言,今天诸城人在发展经济特别是在发展工业、商贸等方面,大刀阔斧,锐意进取,勇创名牌,精神魄力,更是前无古人,为全省乃至全国,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外贸、得利斯、北汽福田、华宇……已经成了诸城文化新的景观。
对于诸城历史文化辉煌灿烂,贤豪辈出这一现象,人们曾做出种种解释。或曰山川雄秀,感发人意;或曰疆域阔大,人才自众;或曰重视传承,薪火不绝;或曰兼收并蓄,有容乃大;或曰循良接踵,导扬风化……这些解释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诸城文化能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儒家经学中,诸城人对《易》学情有独钟。孙虞、王同之学,直接孔子,两汉《易》学经师,东武独多。据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唐宋间诸城赵氏,“自来家传《周易》”。《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一,载秦桧任密州教授时,有一隐者预言他将来会作宰相,当时名儒游酢也在密州,勉励秦桧:“隐者甚验,幸自重。”这位“知几其神”的密州隐者,可能也精于《易》理。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著名作家王统照先生还对《周易》怀有特殊的感情。他的短篇名作《读〈易〉》曾被闻一多等人交口称道。《周易》的基本精神就是变动不居,与时偕行。诸城人又自称龙城人,龙之为物,神明变化,乾健不息。这都与当今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于是在新的千年开始之际,我们回顾诸城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也就绝对不是想获得一份“我们先前阔多了”的可怜的虚荣心,而是为着继往开来,在中华民族不可逆转的伟大复兴中,去创造更大的辉煌,无愧于古人并无愧于来者!
 
(2003年诸城地方文化研究会成立,会刊《超然台》创刊,应邀作综述性文章,发表于《超然台》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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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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