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十大中心城市

　　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日前在智库重庆论坛上解读“十三五”规划建议时表示，中国出现世界上少有的特大型城市原因之一就是面向全国的服务性功能过度集中在一两个城市。

　　他以北京为例说，北京城市病问题的根源是集中了太多非首都功能，若把企业总部、医疗高地、最高学府等功能转移，自身“城市病”解决的同时也能促进其他地区发展。

　　杨伟民表示，中国要解决北京这样特大城市存在的城市病，需要再有十个类似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才行。中心城市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核心载体，也是服务周边的主力军。小城市产业链不完整，对行业没有集聚效应，无法形成竞争优势，不能够带动区域发展。因此要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拓展中心城市发展空间，在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

　　贵州省政府参事、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教授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中国目前的“大城市病”已经非常严重，包括交通拥挤、雾霾等现象都与中国的超大城市化密不可分。“城市的发展主要是资源的聚集和布局，几十年中国最好的资源都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少数超大城市，因此城市病也越来越严重。”

　　也就是说，北京、上海等存在的一系列城市病问题之下，我国的城市发展战略也有望进行调整，未来会把更多机遇分给京沪以外的大城市。例如，2016年G20峰会定在杭州举办，而不是北京、上海等世人皆知的“国际名片”城市。这也是继2022年亚运会落户杭州之后，又一个国际性重要活动放在杭州举办。

　　一方面，这表明中国除了北京、上海等一线国际城市外，其他城市亦有举办国际性重要活动的能力。另一方面，这也是我国分散北京、上海等超大型城市功能的一个体现。

　　哪些城市机会更大?

　　那么要打造十个类似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哪些城市的机遇比较大呢?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就一直存在着十大中心城市，即目前固定电话区号三位数开头的城市。这十大城市除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大直辖市外，还有广州、武汉、南京、成都、西安和沈阳。这些城市均是各大区的中心，各大区最好的大学和医疗资源基本集中在这些城市。

　　从城市发展进程来看，尽管改革开放之后不少沿海城市迅速崛起，但传统历史和计划经济时代的沉淀、行政等级、在区域内的中心地位等因素仍是影响城市规模的最重要因素。

　　中心市区人口规模一直都是衡量城市影响力和辐射力的最重要指标。目前来说，每年住建部出版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是对各大城市城区人口最接近准确的统计。根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3》的数据，前十位的城市中，除了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崛起、位居第四的深圳外，其余9个城市均属传统的十大城市。而在传统十大城市中，只有西安市区人口低于500万，为429万，位居全国所有城市第13位。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各个大区的中心，如西北、华中、东北等大区的中心城市，行政等级比较高。目前我国的主要资源如财政、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的配置仍与行政等级密切相关，行政等级越高的城市资源配置越多，例如华中、中南开头的大学主要集中在武汉，西北开头的大学主要集中在西安，西南开头的多在成都和重庆，因此这些城市形成的集聚效应也越大。

　　也就是说，如果要打造十个类似北京这样的城市的话，未来可能这些大区中心的机会更大。其他城市也有机会。这其中，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崛起的深圳是公认的一线城市，其中心城市的地位十分牢固。长三角的杭州虽然不是传统十大城市，但近年来发展迅猛，在互联网、信息经济等多个指标方面已经与一线城市不相上下。

　　此外，如果要发展中心城市，中西部将成为重点。“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要发展一批中心城市，强化区域服务功能。”杨伟民解读说，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发展空间趋于饱和，新的中心城市重点将在东北、中原、成渝等几大城市群培育和发展，再造若干个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形成经济增长新节点。

　　杨伟民说，中心城市未来要想形成竞争力和集聚效应，必须要布局完整的产业链，中国将加快培育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等城市群，依托区域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加强城镇之间的要素流动和功能联系，促进产业协作、功能互补，形成支撑和带动经济发展的重点经济区。

　　也就是说，未来像郑州、长沙等人口大省的省会也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告诉《第一财经日报》，打造一批新的中心城市，分散北京、上海等超大型城市的功能，并不是简单地按照过去的大区中心建设，因为如果继续把教育、医疗等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区中心，那么对河南、山东等人口大省来说，不利于这些地方城市化和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而且说打造10个中心城市，也不一定就是10个，也有可能是十几个。”牛凤瑞说，未来我国城市发展，还是要尊重市场。“一个城市能否成长为中心城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身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可能和需要。”

　　胡晓登说，中国城市的发展主要是资源的支撑、聚集和产业的布局，但几十年来我国主要的资源、资金、产业和优势公共产品都集中在大城市。“经济发展不可能绝对均衡，但必须要相对均衡。”胡晓登认为，未来关键是国家的顶层设计一定要促进区域公共资源均等化的实招，在产业布局、教育、医疗、金融资源等方面要考虑全国的均衡布局，才能促进区域的均衡化发展。

　　二线城市或成城镇化主战场

　　而要解决超大城市的“城市病”，严格控制超大城市人口规模，并不意味着人口往大城市转移的趋势会发生改变。在目前的城镇化过程中，农村的人口转移往往不是转向三四线城市和县城，而是直接向一二线城市转移。

　　牛凤瑞说，在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着以中小城市为主的分散型的城市化和以大城市为主的集中型城市化两种思路。中国的人口基数大、密度大，耕地面积少，因此走集中型城市化的道路是更为理性而必然的选择。“并不是说大城市就一定不好。例如，如果没有一定的城市规模，建地铁就没有市场，关键在于大城市发展要有个度。”

　　在专家看来，在目前城镇化加速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中小城市虽然落户比较容易，但由于产业发展、公共资源的欠缺，中小城市不会成为城镇化加速进程中的主体。另一方面，像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已经到了严控城市人口规模的阶段，外来工要落户并不容易。相比之下，包括很多省会城市以及厦门、青岛等沿海发达城市在内的二线城市将成为未来城镇化的主体，这些城市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落户方面也有望放松。

　　牛凤瑞说，北京和上海的城市人口已经达到2000万左右，确实出现了很多“城市病”。但很多二线城市的人口在五六百万，离北京、上海的距离还非常远，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一个省区的幅员和人口就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所以如果拥有一个500万到1000万的省会也很正常。”

　　以人口大省河南为例，该省户籍人口超过1亿，除了有一部分人口将流向沿海外，还有一大部分将向省会郑州集中，而目前郑州市区人口只有400多万，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也就是说，未来除了北上广深四个超大城市需要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外，其他城市如重庆、天津两大直辖市，以及大部分省会城市和青岛、厦门、大连、苏州等沿海明星城市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些城市也有望成为未来城镇化的主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