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桂兰

  父亲刘宪海，1927年出生，1943年参军，1947年在定陶战役中壮烈牺牲。那年，父亲不足20岁，就为革命献出了年青而宝贵的生命。父亲的人生虽短暂，但非常有价值。
  父亲出生在穷乡僻壤的农民家庭，是个独子，年幼时失去父亲，与祖母相依为命，生活非常困难。母亲刘杨氏1922年出生，是个独生女，母亲同父亲一样也是出生在穷乡僻壤的农民家庭。在亲戚的牵线下，十几岁的父亲就和母亲成了家，两年以后，我和弟弟相继出生。富贵人家生儿育女是福是喜，穷人家添丁便是忧和愁。自此，家庭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一家人常年吃糠咽菜，仍然填不饱肚子。
  1943年春天，当地征收新兵，父亲怀着朴素的革命感情，参加了革命队伍，从此告别亲人和家乡，加入革命的大熔炉。
  据母亲讲，父亲那时虽然年青，在部队也是挂念一家老小，曾两次不顾个人安危回家探望亲人，每次都是夜里来夜里走。第一次是秋天的一个晚上，父亲摸黑回了家，身上的衣服都扎破了，背上和胸前还有几个流着鲜血的伤口，母亲心疼地问其究竟，才知道父亲为躲避敌人的视线，摸黑踏着庄稼地走来的。那时刚收过高粱和谷子，不时被绊倒，身上是被高粱茬子扎破的。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小心翼翼地用盐水给父亲擦洗伤口。另一次，是春节前的一个晚上，父亲怀揣一棵大白菜进了家门，说是给家里送来的年货。父亲这次离家之后，再也没有回来。据他的团长讲，父亲是在一场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战役——定陶战役，也称“大杨湖战役”中壮烈牺牲的，为革命献出了年青而宝贵的生命。
  父亲牺牲的消息，是他的团长在部队南下时告知我母亲的。据母亲讲，这位团长是离我们家不远的老乡，定陶战役胜利后，团长随大部队南下，临行前才把这一噩耗告诉我们。
  那时，我和弟弟都年幼无知，母亲为了养育我们，便投奔外祖母家。直到我和弟弟上小学，读到语文课本上——《大杨湖战斗》这篇课文时，才真正理解了父亲牺牲的意义。让我终生遗憾的是，由于父亲过早为革命献出年青生命，年幼的我连父亲的音容相貌都没印象，甚至连他的生日和忌日都记不得。
  父亲牺牲那年，母亲才27岁，为了养育我和弟弟，没有再婚，和外祖母承担起养育我和弟弟的重担。母亲也是幼年丧父，是外祖母一人把母亲拉扯大，家里也是少吃缺穿。外祖母和母亲农忙时给地主家打短工，农闲时纺线织布做针线活卖几个零钱贴补生活，祖孙三代才能勉强度日。旧社会，两个柔弱的妇女养活两个年幼的孩子，日子的艰辛可想而知。
  全国解放后，政府给我家盖了两间平房，我们母子三人便回了家。新中国刚成立，国家仍然很困难，对烈属的照顾是有限的，母亲仍旧饱受苦难、歧视和各种折磨。然而再苦再难，母亲都没有抛弃我们，而是坚强地支撑着、滚爬着、盼望和期待着。
  1953年秋天，在政府的关怀下，我和弟弟相继走进学校，母亲日以继夜务农、干家务，承担着一家三口人的吃和穿。尤其在生产队和大跃进年代，母亲必须饿着肚子和男劳力干一样的农活，拉犁拉耙、开沟挖河，样样不能幸免。这些繁重的体力活对一个缠过足的女性来说是何等艰难！然而，再苦再累，母亲总是咬牙挺着。因为她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养活我和弟弟，才能让我俩像其他孩子一样在校读书上学。
  更难忘的是三年困难时期，母亲忍饥挨饿日以继夜地干活，还勒紧腰带把省下来的一口一口的馍和地瓜晒成干粮，攒起来偷偷送到学校给我和弟弟充饥。这是母亲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生命粮啊！这是多么伟大的舐犊之情啊！
  七十年代，我大学毕业当了国家干部，弟弟参军在部队提了干，都在城市里安家落户了。尽管那时全国人民的生活仍然很很苦，但是由于孩子们都有了出息，母亲的精神振奋了许多，心情也空前的好。再后来，我和弟弟都相继结婚生子，母亲就帮我们带孩子、干家务，直至孩子们长大成人。
  孙辈们长大成人后，我们的生活条件也逐渐好转，我和弟弟都想让母亲在城市里安度晚年，可她舍不掉老家的三间平房和左邻右舍的友情，执意回老家生活，我和弟弟遵循孝顺就要顺从的古训，只好同意她春夏秋在老家住，冬天把她接回来。因此，母亲晚年大部分时间是独自在她那一无电、二无自来水的农村老家度过的。
  2007年春节后，刚过了阴历年的二月二，她说龙台头啦，我也该回老家啦，缠着弟弟把她送回老家。母亲到家后，阴历的三月初七，母亲突发中风，在菏泽市中医院抢救20多天后仍然恢复得不理想，回家后在床上躺了8个月，与世长辞。我亲爱的母亲就这样走完了她的坎坷人生，享年八十四岁。
  有知情者，请联系刘忠信。
  手机：15275018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