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贵 整理

鲁坤近照

        我叫鲁坤，今年88岁，1944年3月参加八路军，1945年春入党。为全国人民的解放，打鬼子、打伪军，算是打了一辈子仗。1964年转业，1986年从我市建设委员会离休。
        我参军不到十天，就开始参加打击日伪军的战斗。因不怕牺牲，作战勇敢，于1945年正月就宣誓入党了，接着就调团部当机要员。一天，团政委找我谈心(就是组织谈话)，他说上级命令我接受新的任务，明天有领导来接我，去哪我也不知道，还嘱咐，这次调动不准对任何人讲。当时我想，现在正是抗日战争最激烈的大反攻阶段，抗战最要紧，在这时调动，准是有非常重要的任务。
        第二天上午，我就跟着接我的首长到师部报到。到了师部一看，有五个人早到了，都是生龙活虎的青年。首长作了简单的讲话，记得最重要的一条是，不需要自己知道的事不准问、不准打听。午饭后，我们都换上便衣，有的化装成商人，有的化装成做小买卖的挑着担子，有的化装成一推一拉的小车夫，在一位三十多岁的同志带领下，大家悄然无声地出发了。
        我们一路全部抄小路。过日伪封锁线或大集镇都是夜间行动。我们一路向西，奔波了近一个月，当远远地望见宝塔山了，才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延安。这一天正好是1946年的元旦。
        延安接待处的领导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与每位同志亲切握手，还说“你们辛苦了”。接着领导讲话：“你们都是从各部队挑选的优秀战士，调来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大家一听，都高兴地长时间鼓掌。那领导还说，这段时间不能对外写信。
        到延安后，我被分配到机要处，当机要员。其他战友的去向不准问。
        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任务光荣，但非常艰巨。对毛主席的安全，没有“万一”，只准保证“绝对”。这是领导一再强调的，要在每位同志脑海中绷紧一根常备的弦。在延安，毛主席住的窑洞很普通，与当地老乡住的窑洞没什么两样，而且毛主席每晚住的窑洞都是不固定的。有时因情况需要，还得半夜转移住处。这些安排全部由中央保卫处和机要处全面负责，并且都是“绝对、绝对”保密。
         1947年3月19日，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动撤离延安，最艰苦的延安保卫战开始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带领着不到5万人的小米加步枪，对抗装备精良的25万胡宗南部队。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毛主席执意不离开延安，不离开陕北。那时，毛主席也穿战士服装，打着绑腿，不像现在高级将领穿呢子服。如果你不认识，根本看不出哪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雄赳赳地带领部队，针对胡宗南几十万大军的围攻，转战陕北，运筹帷幄，展开捉迷藏似的游击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将胡宗南及其大部队拖垮并致其全部葬身陕北。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坚强领导下，取得了延安保卫战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
        延安保卫战胜利结束之后，毛主席又发出向全国进军的伟大号召。接着于1948年，我们的机关又跟随毛主席进发北京，在西柏坡安营扎寨。伟大领袖毛主席施展他的雄才大略，指挥全国人民解放战争。毛主席进驻西柏坡后，保卫任务由中央保卫局接管，我又被调到一线部队机要处，随部队南下作战。
        我和夫人路绍荣同志虽在一个部队，且都做机要工作，但不在一个单位，平时聚少离多。部队解放蚌埠后，休整三天，准备渡江和解放南京。在休整期间，正巧碰到在我们同一天休息，我们就到照相馆拍了一张服役期间唯一穿军服的合影，这成了永久的纪念。
        部队休整之后，于1949年3月，我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南京战役。接着我又参加了解放上海战役。上海解放后，我被调到空军司令部机要处。在部队的机要工作岗位上，由机要员升为股长、科长，最后升为机要处长。我所在的3608部队(部队机要人员对外不准标某军某团等)政治部于1955年9月25日授予我“政治军官”称号。
        当笔者恳求见识一下鲁老的奖状、奖章时，在家专职照料鲁老生活的小儿子说，我父亲的这些荣誉证件有十几件，可从来不让我们动，都是老人自己保存。搬一次家老人就换一个地方，我们也不知道藏在哪里。于是他就打点子问(老人严重失聪)，老人家指了几个柜子都找不到，就连2005年颁发的“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也放忘了地方，老人只记得那枚纪念章是装在一个红色的小方盒里。最后总算找到一枚解放纪念章，在笔者的要求下，鲁老才将纪念章佩在胸前的汗衫上，让笔者拍了一张近照。再问奖章的事(用纸条写字老人看)，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微笑着，“记不得了，全忘了。”频频地摇着头说。
        当笔者回放刚才拍的照片给鲁坤老人看时，鲁老眉开眼笑地打着手势说：“我参加革命，只是为了把日本鬼子轰出中国地盘，为了解放全国人民，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这点事不值得张扬”。

鲁坤与夫人路绍荣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