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冰熹

一、参军从戎

       2002年，我的《笔墨人生》书稿出版。书中收录了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等几十家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专业论文、思想评论、杂文以及小说、散文、随笔、报告文学等，书的“代跋”是我自己写的《常悔书生仕途路》，其中言道：“古人云：学而优则仕。反思我的人生路，有人说我走了一条‘以文取仕，以仕扬文，文仕相一’的独特书生仕途路。”“一个文弱书生，选择从戎参军，实在是无奈之举。那时的中国，既无开科选仕之举，又无选贤任能之措。一个世代农耕庶民百姓的穷孩子，要想改变自己的生存现状，改变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困苦处境和可怜命运，也许，入伍从军，实在是难得的来之不易的唯一选择。当兵，仅仅是为了谋生的需要，为了走出故乡那块狭小的黄土地，渴望开创一个比父辈他们灿烂一点，辉煌一点的美丽人生。”
       1974年深冬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我在大姐的陪护下，骑着自行车到县城武装部报到应征参军。临走时，脱下了身上穿的所有衣服，一无所留，包括内裤和袜子。当我把脱下的旧裤头包好交给大姐时，大姐迟疑了一会儿说：“这个穿着吧。”我异常坚决地说：“不要了。”我是赤条条的，身无寸丝，义无反顾地告别养育了我18年的故土。
       我决意要去远方，去一个父辈没有去过的地方，那是一个陌生而又遥远的远方。我似乎听到了远方的急切呼唤。这时的我，完全是一个心潮汹涌热血沸腾的壮士，胸中涌动着“功名只向马上取”的万丈豪情，更有“西去阳关无故人”的悲壮沧凉。我那时自信，自己的未来在远方，人生的梦想在远方。
       在武汉郊区一个紧挨民居的部队营房里，我度过了漫长的4年时光。
       当兵，但没打过枪，拿起枪来手就发抖。10年后当上部队团领导了，一次去观摩兄弟野战部队实弹射击，竟吓得紧紧捂着耳朵，无奈只好远远观看年轻战士们的“嘭、嘭”演练。
       实在太笨，不会百米赛跑。当新兵的必修科目是百米跑，中间有一道障碍是跑步跳越2米宽的水壕沟，苦练了半月就是跳不过去，最后上级验收那天，当着上级几十人的考核验收小组，我竟扑腾跳进壕沟里，成了一个落汤鸡，成为这个英雄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笑谈。
       胆子太小，当兵没站过岗。连队传统，新兵第一次站岗，要有老兵陪着站，但第二晚上就须单打了。可到了第二天晚上，我死活不敢去上岗，班长只得再次陪着去。到了第三天晚上还是怕，站了不到10分钟就哭着跑回来了，气得班长破口大骂：“天底下没见过你这样的熊包蛋！”
       我当兵的部队是伞兵，新兵跳伞是战士入伍第一关。从800米的高空往下跳，说实话是够吓人的。四个翅膀的老式“运五”飞机以200多公里的时速飞临降落场上空，打开飞机侧门，侧身俯视地面，人如飞虫，车如甲壳，即使那些胆子大的新兵都会吓得哭。跳伞结束开总结班会，班长问我是怎么跳下来的，我回答说，不知道。伞训教员狠狠瞅了我一眼：“是我一脚踹下去的！”
       我唯一的长处是写字。极为艰苦的新兵生活并没有让我放弃自己的文字爱好。读书，写字，什么书都看，什么作品都写，如痴如醉地看书，如痴如醉地写字。一年中，乱七八糟地写了十几万字。
       1976年初，我的写作特长被一位团领导一眼相中，先调到团后调到师新闻报道组，专职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命运之神从此开始关爱一个矢志苦学的穷孩子，让我大步迈上了一个可以施展的华丽舞台。

二、题名京华

       1978年，中央军委决定，部队干部制度实行重大改革，不再直接从优秀士兵中提拔干部，改为必须通过军事院校培训后才能提干。
       通过军事考核上军校，这是我几乎无法跨越的坎。
       极度的痛苦，迷茫，无奈，就像一座高山重重地压在我的身上。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前程，未来一片茫然。那是一种人生的绝望，一种失去生存目标的恐惧。
       当全知全能的上帝为你关上了人生左边的这扇大门的时候，又会仁慈地为你开启右边的另一扇大门。
       作为“文革时期”工农兵学员政策的延续，解放军总政治部决定，1977年--1979年3年，有文化特长的部队战士可以参加地方大学的全国统考，录取后到地方大学学习，毕业后重回部队。
       1979年初春，万念俱灰的我似乎看到了上帝仁慈地为我打开的幸运之门。我从近万人的文化课选拔赛中脱颖而出，成为可以参加地方高考的幸运儿。
       从入选参加高考到正式考试，仅剩半年时间。而对我来说，高中毕业已达5年之久。我必须要用这6个月与十七八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拼死竞赛。
       6月的江城武汉，近40度的高温持续了三个多月。那时，既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机，唯一的降温工具是一把芭蕉扇。为了防止蚊虫叮咬，只能上身穿着长袖白色棉布衬衣，下身穿着蓝色的确良长裤，并把双脚放在一盆凉水里。
       至死都会刻骨铭心地记着，7月7日高考那天，武汉气温预报是40度。从军营到县城考场，有8华里路程。我是骑着炊事班买菜的自行车去赶考的。考试结束，我已无力骑上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十分艰难地推着一步一步走回军营。8华里的路程，整整走了2个多小时。回到军营时，开饭时间早已结束，伙房里仅剩下一点点凉米饭和准备倒掉的剩菜汤。好心的炊事班长看到我极度虚弱的样子，立即亲自动手为我做了一碗鸡蛋汤。
       1米74的个头，这时体重只有104斤，实在是惨不忍睹。
       我以全县文科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而这一年，北师大在湖北仅招10名学生。这一年全国大学本科招生只有34万人。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我一个人跑到部队营房附近的稻田埂，哽咽不止，放声嚎哭。没有至爱的庆贺和祝福，没有亲朋的喝彩和掌声。暮色的田野万籁俱寂，远处的农家炊烟袅袅升起，一轮残阳缓缓沉入目力所及的农舍。
       晚饭也没吃，回到宿舍已经很晚。漫漫长夜，耿耿难眠。2002年，69岁的老父亲溘然作古，我送的那副挽联整整在心底蕴酿了13年：“一文不识教出京华题名一书生，终生为民育就王氏家族一小吏”。
       我的心底似乎听到了北京的召唤，听到了另一个人生舞台昂扬激越的华美乐章。
       大学四年，我拼命地阅读马克思、列宁，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必修课之余，更是如饥似渴地研读十八世纪的西方美学，中国古代著名文论《文心雕龙》。毕业时，以哲学系的学生报考中文系的“文艺理论”研究生，“文艺理论、文艺理论史、文学评论”全都获得高分。4年的大学学习，为我打开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知识世界。我真诚地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

三、书生仕途

       1983年7月，大学毕业后回到了武汉空军，被安排在政治部宣传部工作。
       我至今一直认为，自己步入仕途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走出校门，投入一个完全新奇的世界。我渴望早日有所作为，早日学以致用。28岁那年，我作为武汉空军几十万部队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破格提拔为雷达某团政治处主任(副团级)。于是，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从一介书生由此踏上了为官之路。
       1984年10月3日，我独自一人提着两个纸箱子，一个是换洗衣服，一个是书籍，登上了武汉开往地处鄂西北荆门市的列车。
       雷达部队出于战备需要，几乎都依山而驻。我即将赴任的部队，位于湖北省钟祥县西北部的群山里，团部就建在一个深山沟里，条件十分艰苦。就在这个山沟里，我度过了最为壮怀激烈豪情飞扬的两年岁月。
       在这期间，我撰写了“团政治处如何科学组织基层的政治工作”、“运用控制理论破解基层工作的忙乱”等多篇调研文章，被武汉空军、中央军委空军转发并颁奖，其后发表在《解放军报》上。

四、憾回故乡

       1988年秋天，也许是我人生的巅峰之年。几乎同时，北京的军委空军宣传部、上海空军政治学院、济南军区空军宣传部三个高级军事机关发函调我去工作。而我，幼稚可笑的是，念念不忘故乡的亲人和山水，企望着身归故里。偏执狭隘的故土意识，竟使我固执地谢绝了北京的一再挽留和上海的盛情邀约，执意要回山东。
       可是，风云突变，阴阳差错，等我回到济南空军，一切都晚了，空缺的位置已有人。济南没去成，进京去沪也泡了汤。
       仿佛只是一瞬间，我从日丽的峰巅跌进了漆黑的深渊。我迷失了人生的方向，不知道往哪走，怎么走。整整几个月，我把自己关在家里，足不出门，在漫漫黑夜里徘徊，在万丈深渊里哀伤。
       1989年初，我经过几个月的痛苦权衡，心恢意冷，决意离开部队。在外苦苦奔波了15年后，又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故土。
       漫漫15年，好像一次孤身远行，一次傲闯天下的旅程。我把自己纯真的年华留在了千里之外的异乡，而把一份33岁的初熟带回了朝思暮想的故土。
       人生需要亲情，更需要四海为家的远行。近乎迂腐的乡里依恋，葬送了自己宝贵的可期可盼的美好前程。
       这年的冬天，格外的寒冷，大雪一场接着一场。我一家5口就挤在仅有27平米的三间低矮的草屋里，黑色的木棱窗户，一层薄薄的白纸难以抵挡刺骨的风寒。冰冷的土炕，唯有靠沉重的棉絮被子取暖。就在这年的腊月三十，66岁的岳母去世。当人们欢天喜地庆贺新年的时候，我们一家老小却在嚎啕大哭！欢喜的鞭炮噼里啪啦响起，我们一家则是无语相对，面沾泪痕，感受彻骨的冰寒！

五、寄情文字

       也许，在从政与为文之间，我更应该以文谋生。多少年来，就在为文与从政二难间徘徊。如果当初能够专注为文，不为仕途的官位所诱惑，不为虚幻的富贵功名所误引，在为文之路上持之以恒，默默耕耘，坚持数十年，或许今天能取得更大一点的成绩，能有一个更圆满的人生。
       我在散文《常山北望超然台》的结尾写道：一个春风习习的下午，我登上常山，极目远眺，心潮难平：苏轼人生理念的大分裂，并非是他个人的不幸，而是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苏东坡在那些名文里，极尽宣泄青春年少的人生理想和意气风发，充分展现了心灵深处的惶惑和骚动。儒学的倾情入世与内心深处的沉沉压抑，欲罢不能，欲进不得，常因久久的挣扎而苦痛。他一生仕途坎坷，以文传世，突兀唐宋。为政之余，写了那么多的华美词章，千古流芳。他的一生，政绩是突出的，文章是千古的，品行是高洁的，今天仍不失为我们为官为文的楷模。
       2012年8月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符号》，全方位、广视角，跨越历史空间，忠实记录传统文化的发展进程，形象展示传统文化的博大内涵，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要解读。初版发行一万册，一经上市，很快引起了青少年的热情关注，迅速登陆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浙江、山东等多地新华书店以及中国图书网和南京农业大学等多家大学图书馆，列京东商城2012年9月图书文化销售榜第57位。
       2007年底，我终于全身而退，无官一身轻。远离了喧闹浮华是是非非的名利场，这时才真真看清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知晓了利禄功名的虚幻和缥缈。我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了《超然文化之殇》。空灵脱俗的超然文化，打开了一个豁达的心灵世界，心胸更加敞亮。我祈望寻求一种淡泊清静的人生际遇，羡慕超然文化的人生理念，还有那份厌倦喧闹向往清明静寂的处世选择。以苏东坡为代表的超然文化，是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饱经政治险恶之后被迫作出的无奈选择，其核心是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精髓的生命哲学，其要义是以“淡泊”、“宁静”为特征的处世理念。超然文化作为中国文人士大夫内心追求的理想境界，犹如一座无法企及的峰巅，只能远眺仰望，却极少有人能够登临逾越。
       我只不过是个一字不识的农民的儿子，心比天高，命运多舛。为了生存，又不甘平庸，苦苦追求梦想实现人生的价值和理想，不得不拼搏奋斗、发奋苦学。在漫漫奋斗的道路上，有过春风得意，也有过痛苦绝望，但始终没有放弃。面对一点点人生的成功和欢乐，心如止水，年少时祈求渴望的利禄功名，早已随着悠悠岁月而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