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平

  命运喜欢开玩笑，去年夏天，我这个少有名气的人，混进了中国作协会员的队伍，就像中了头彩一般。而在别人眼里，是否有钻营之嫌？反正，干饭吃多了会撑着，汗颜过后，清楚了自己只是个文坛“混子”，有时说一些浑话，来一番涂鸦，使人憋着的腮帮子，不那么轻易“噗哧”一下子，就算大功告成了。
    从小就做作家梦？是我这个愚笨的人，不敢承认的。幸运的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家里父亲的藏书，如《屹立的群峰》、《封神演义》、《高玉宝》，淘换来的朝鲜长篇小说《在考验中》，外祖父柜子里的《三侠五义》、《小五义》、《小八义》等，一点一点地引起了我对文学的兴趣。父亲又是个“瞎话篓子”，从驻片蹲点大队回来，煤油灯下，滔滔不绝地演说着《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故事里的人物，故事里的事，烙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一粒文学的种子，悄悄地撒在干渴贫瘠的土壤里，风雨过后，竟萌芽了。
    爱好，如一只施了法术的魔掌，能将人箍住。我参加学校的跳远比赛，在班上演唱李铁梅，早起挎粪筐捡拾粪便，和同学月下偷校园里的青苹果，夜晚到西河边捉萤火虫，一个调皮捣蛋的学生，总忘不了，有空就打捞课外书。一旦到手，两眼放光，通宵也要读完。那阵子，收音机是稀罕物，没有报纸、电视可看，墙上挂个舌簧喇叭，一天三时播音，慢慢地，我成了忠实听众。在那些苦中有乐的日子，学习轻松，耽不了玩，重要的是，培养了喜欢读书的习惯，也逼着人有了思考。本来，人生的起跑线，有早有晚，无论抢头班车，搭末班车，只要路子准了，天份加汗水，一样到达目的地。不过，做任何事，没有兴趣这个前提，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文学与新闻，是一对兄弟。从上高中开始，我就与新闻结缘了。当时，校园教室平房旁边的水泥杆上，面朝南北，绑了两只高音喇叭，是县广播站的传播载体，定时转播中央台和省台的新闻节目，同时，每天播出十分钟的本县新闻。我对本县新闻听得入迷，忽然心血来潮，有了照葫芦画瓢的想法，手心痒痒，想写广播稿，为的是，在同学们面前，卖弄一番，也让漂亮的女生，刮目相看。事与愿违，贴着八分钱邮票的三篇稿子，泥牛入海无消息。我的后背，在同学眼眶子的戳击下，一阵阵冒虚汗，脸臊得不敢抬头面对老师。难忘那一天的早晨，我那篇只有百十字的“批林批孔”文章，被女播音员字正腔圆地播出了。稍后，来到教室，喇叭的播音也停了，我看到了同学们齐刷刷射向我的目光。大概从那时起，我混了个“小才子”的雅称。
    下乡插队，是走上社会，迈向人生的第一步。1975年8月3日，我们这个有14名男女知青的小组，在县里派去的插队干部赵青年、纪永昌的带领下，在吕标公社大村大队社员们夹道欢迎的锣鼓声中，脸上带着不识愁滋味的笑容，在腾出来的原大队部院子里，安家落户了。
    那天，是大村大队的节日。一拨拨老少爷们，像闹洞房看新媳妇那样，喜滋滋地，从门里门外，望着，瞧着，观察着，一边嘀嘀咕咕，一边爆发出阵阵笑声。大队书记万克柱，大队长张焕芳，民兵连长李德铭，会计孙作光，妇女主任管秀兰，团支部书记张金平，贫协主任孙乐三，一起过来看望慰问。几个刚回大队的高中毕业生，和能说会道的男青年，也挤在屋里，站在床边，拉着我们的手，热情地问这问那。直到深夜，院子里才渐渐安静下来。被社员们真挚的感情所打动，我们的心里，热烘烘的，兴奋地一夜没合眼。那会儿，还不太懂得，在社员们眼里，知青的头上，是罩着一层光环的。
    大村大队虽然是高产穷队，但在全公社，是数得着的好村。事后得知，凡是安排知青下乡的，几乎都是当地条件较好的。
    在大村，我们享受着超社员待遇。男知青自然是生产队的劳力，女知青，则当了出纳、赤脚医生、保管员、育红班教师、民办教师等。
    我每天夹杂在第一生产队棒小伙子中间，推着独轮车送粪，挣十分工。不久，遭遇了“8，15”特大洪水，我们和社员们一起，迅速投入抗洪救灾。进入冬季，冒着大雪严寒，顶着风沙，又参加了小栗元水电站一带潍河的治理任务。一天三顿饭，吃在工地，玉米饼子冻得硬邦邦的，萝卜小豆腐落了一层细沙，牙碜得难以下咽。年轻人，对苦和累，并不十分计较。相反，沉默而单调的农村生活，培养了我独立思考的能力。不管多忙多累，我坚持天天听广播，时时做有心人，重新萌生了写点东西的欲望。我这个人，自己也琢磨不透，下里巴人，乐意跟我套近乎。有几位社员，邀我去家里作客，在他们温热的炕上，摆着葱煎鸡蛋、花生米、黄尖子鱼、豆腐粉条等六盘菜，在明亮的电灯下，老婆孩子在炕下倾听，我和主人，把酒言谈甚欢，最后，主妇再端上猪肉水饺。这是当年农村待客的最高礼遇了。我常常回想，我一无所有，人家图个啥呢？后来虽混了个一官半职，可从来就没人求过我。最底层的农民，其实无所求，他们就是看着你顺眼，对撇子，老实人愿意交往实在人，心里面是无私的。
    插队时间不长，我就在青岛市知青办主办的上山下乡报纸上，发表了题为《做朝气蓬勃投入新生活的人》的文章，这是我第一篇变成铅字的稿件，正巧也是我18岁生日那天刊登的。收到样报，打开《农村大众》般大小的报纸，闻着淡淡的油墨香，内心有些激动。只可惜，那份报纸早就丢失了。之后，我又给县广播站投稿，在半年时间里，播出了四篇关于大村大队革命生产的报道，在全大队和全公社，产生了一定影响，人们开始知道，大村有个会写点东西的知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