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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女子不堪生活压力自杀 曾盼孩子在京高考

2012-11-18 08:47:45 来源:新京报

王桂芝

性别:女

籍贯:河北承德

去世时间:2012年11月2日

终年:39岁

去世原因:自杀

生前身份:来京务工人员

生前住址:昌平区东崔村

村道上,无处躲藏的黄叶在房角徘徊,呼一声,又被风吹散。

11月2日,阴天,第二天下了暴雪。就在这天,怀昌路拐向东崔村的租住屋里,王桂芝留下三页遗书,还有两份数年前就已办好的离婚证书,服药自尽。

这是她来北京的第13个冬天。

她曾满怀希望:在北京买房安居、让儿女在北京读书、成才。

13年,世事难料,她的希望一次次被现实撕裂。

结合

于振才一直怀疑,桂芝的上一段婚姻给她蒙上了阴影。

王桂芝曾受过伤害。她的前夫到北京打工后,抛弃了她,那时,她怀着五六个月身孕。

于振才的妹妹跟王桂芝是同学,打掉孩子后,王桂芝嫁给了于振才。

“桂芝很漂亮,个子高,有1米76,眼睛大。”1997年,两人登记结婚,很快,大女儿秋玉降生。

刚开始,于振才把妻女留在老家,独自来北京打拼。

于家兄弟两人,共同居住祖屋,长期共处,妯娌不睦。于家分家时,王桂芝和大嫂一度当街对骂。

“桂芝说,索性都出去,好好挣钱养孩子。”分家后,于振才在老家就没了房子。

1999年春天,夫妻俩抱着1岁的女儿到了北京。

三口之家居无定所,于振才跟着私人的土建装潢队做活,工地在哪,王桂芝就跟去哪。

希望

渐渐地,于振才学会了从图纸设计到内建装修的套路,开始自己组建装修工程队、承包工程,王桂芝就守在工地给工人们做饭。

“她脾气急,但很知道疼人。”于振才干完活儿回到出租屋,桂芝马上端吃端喝,给丈夫脱了鞋袜,再端来洗脚水。

振才的生意不错,工程队扩大到十几人,每年一家人除正常开销,还能攒下一两万元。

那时,昌平区的楼房每平方米不过一千多元。“桂芝老跟我盘算,不出几年,咱也能买得起北京的楼房。”

如果没自己的房子,那只能叫出租屋,不能叫家。

2004年前后,王桂芝怀了儿子秋平,女儿也到了学龄,一家人在昌平区东崔村租个小院。

离乡多年,她更平和了,常和大嫂通电话,电话里,她主动说“以前是我不对”。

存折里已有十来万的积蓄,王桂芝总是笑,她开心,觉得“幸福”和“家”这样的字眼,就快触手可及了。

挫折

可这字眼,从2004年9月渐行渐远。

当年9月,于振才揽到一桩活,施工中,一个工人失足坠亡,于振才和合伙人每人赔了7万元。

王桂芝劝垂头丧气的丈夫。“没事,钱我们可以再赚,日子总会好起来。等以后有了钱,买辆新车,风风光光地回老家。”

承德距北京300多公里,13年里,王桂芝只回过两次家,第一次是回家给女儿办理在北京上学的证明手续。她总想“风风光光地回家”。

儿子出生后,于振才拼命揽活,但活好揽,工钱难要,生意不再像之前那样顺利,从2004年到2008年,每年接几个小活,勉强维持温饱。

2008年的一天,于振才兴奋地跑回家中:“桂芝,这回我们有指望了。”他在海淀清河揽到一笔为四家民宅主体装修的活。

这单“大活”,最终变成这个家庭最沉重的负担。

几个月里,于振才带着他的工程队没日没夜地干。由于雇主的工程款和材料费给付不力,工期一再被延误,于振才没有太多工程预算的经验,支出大大超出预算,雇主却并不愿承担这笔费用。一下子,于振才背了三四十万的债。

王桂芝跟着于振才去找雇主说理,“你们讲讲良心,这都是真材实料,房子装完了,哪怕你们付了成本价也成。”

人家不理她。

离婚

王桂芝第二次回老家,她要离婚。

“桂芝说一不二,一定要回去离婚。”于振才以为妻子嫌他没本事,这个家要散伙。

未料,领到离婚证后,王桂芝像归置结婚证一样,把离婚证收好,“振才,你看着,虽说离了婚,咱俩还在一起过,我绝不出去找别的家,你好好干。”

后来于振才才明白桂芝的良苦用心:三四十万的债,借的有亲戚朋友的,有老乡的,还有跟他一起从老家出来的工人的工资,她怕有人上门逼债,她怕两个孩子听见吼声、骂声,和那些冷冷的眼神。

经常有人打来电话要账,王桂芝苦苦哀求,“你们放心,我们家于子是老实人,有了钱肯定给你们。”

背负重债,于振才的工程仍不见起色,不是工钱难要,就是工程层层转包、多方克扣,存折早已归零。

为给儿子凑学费,王桂芝第一次向大姐借了6000元钱。

一天,于振才在工地上被工人们团团围住,由于转包方拖欠工程款,他发不起工资了。

王桂芝冲破人群,放声大哭,“你们不能这样对振才,他这么老实,不能这么欺负他。”

王桂芝常常念起于振才被团团围住这一幕,她忘不了。

这个家,除了儿女,似乎看不到任何突围的希望。

偏执

她唯一得以慰藉的,就是这双儿女。

女儿刚上初一,小升初时,考了镇上的前十名,现在还当了班长。儿子也顺利进入当地的村小学读二年级。

每当在学校家长会上,儿女被老师表扬的时候,王桂芝总是第一时间打电话,“振才,老师又表扬咱们孩子了。”

她仍然有希望。

她常跟于振才说,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孩子在北京高考。去年北京市开两会,解决异地高考提议的呼声高涨,她对女儿说,“秋玉,看样子过不了几年异地高考就会放开。”

也是在这个时候,于振才发现,“妻子越来越偏执和多疑。”

他常听王桂芝说,邻居又在咬耳朵,看到她走过去却又收口,“他们是在议论我们家吧。”

今年10月的一天,秋玉放学回家后说,班级里丢东西了。于振才说,妻子又疑心了,她觉得有人冤枉自己的女儿偷东西。

本是随口的谈资,却成了爆炸的引线。

遗书

11月1日,于振才在工地忙,没回家。

2日下午5点30分,儿子学校的老师突然打通他的电话,“孩子都放学1小时了,他妈妈怎么还没来接。”

于振才打家里座机,没人接,桂芝的手机亦然。

近6点,王桂芝的手机里出声音了,是女儿的哭喊声,“爸你快回来,妈妈倒在床上不能动了。”

放学回家的女儿拍门无人应答,和房东翻墙进入小院,发现妈妈趴在床上,满脸乌青,口吐白沫。

于振才赶到昌平中医院时,妻子身体已经僵硬。

警察在租住屋厕所里发现一瓶敌敌畏,那是爱干净的王桂芝夏天杀虫用的,之前一直摆在窗台,还有大半瓶,而今瓶口拧开,瓶内空空。

卧室里,王桂芝留下了遗书,三页纸,“为什么要冤枉我一双成绩优异的儿女,他们没有偷东西,我要用死来证明儿女的清白。”

她还嘱托丈夫要照顾好儿女,让他们留在北京,上大学,并嘱托秋玉要照顾好弟弟。

于振才坚持认为妻子睡了,只是不愿醒来。

他也没能兑现前妻的遗愿,把儿女送回乡读书了。

他没法一边打拼,一边照顾儿女,没办法。

【后记】此事件发生后不久,于振才和王桂芝多年前的雇主、北京市长江科技扶贫基金会理事长杨博喻听说此事,在微博上呼吁社会关爱农民工。杨博喻在人民大学任教的朋友,准备发起“关注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倡议和课题研究。

活动旨在关注在京农民工生活,走进他们的内心,在社会快速变迁和转型的时代,记录这个少人关注的弱势群体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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