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腊八就是年。
　　每年的年味都是从腊八节逐渐浓烈的，每年的年味都是从农村年集开始蔓延的。春联、年画、红灯笼，把大集渲染成喜庆的大红色；鞭市上传来零星噼啪声，伴着阵阵硫磺、硝烟的刺鼻气味；卖猪头、猪蹄、猪下货的，卖粉条、粉皮、豆腐的，卖盖垫、笤帚、炊帚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乡音依旧那么亲切。老少爷们把年味装满三轮，兴冲冲地带回了各自的村庄。
　　我更怀念小时候的年味。
　　小时候，进了腊月，父亲会去赶集称上几斤旧报纸，然后请位村里的手巧之人，父亲打着下手，把原来扎的福棚、墙面再重新糊上一层报纸，那些被灶烟及煤油灯熏黑的福棚、墙面顿时变得洁净亮堂起来。除夕那天，用图钉把墙上贴上几张从集上揭的新年画，再把我们兄妹仨挣的三好学生奖状整整齐齐贴到最显眼的位置，以便于亲朋好友来拜年时及时谝拉一番。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我家贴的春联大都是青心三哥亲手写成的。三哥是师范毕业生，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当过几年老师，后来因受家庭拖累，辞职回村务了农。三哥与我血缘关系并不近，已是出了五服的兄弟，但他与我父亲私交甚好，过了小年，他就主动打发女儿来我家要去对子纸，写好、晾干后再送回来。
　　母亲在为识字班时在村里成衣铺里做过裁缝。腊月初，母亲就会找出费事巴力攒的几块钱和几尺布票，去门市部扯几尺布，裁好，坐在缝纫机前，嗒嗒嗒地亲手为我们兄妹仨每人做一身新衣服。出门拜年前，我们穿上母亲做的新衣，没有想起那首“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古诗，只感觉自己好像比平时俊了许多。
　　年五更那挂鞭炮，我只负责挑着竿子，父亲负责点燃，噼里啪啦的，威力极大，放完鞭炮，祭拜天地神仙之事(老家叫发纸马)才算礼成。记得有时姥爷会给我买一包拉爆仗，两手一拉，啪地一声脆响，威力很小，安全，但从中找点过年的乐趣还是绰绰有余的。
　　待父母发了纸马，合家吃了过年餶餷，天还乌黑乌黑的，这就要出门拜年了，过去有起得早过得好的说法。街上随之喧闹异常，那时，人们以拜年的队伍壮大为荣，说明户门大，嘎呼得怡和(huo，和谐之意)。轻轻道一声“嫲嫲爷爷过年过得极好”，嫲嫲爷爷总是及时回一句“您起得挺早哈”，老嫲嫲小心翼翼地从席底下找出两毛压岁钱，分给小孩子，顿觉有种大发横财的酣畅淋漓。
　　年后，姥娘门前看大戏，夏家营子茂腔剧团咿咿呀呀唱起了《卷席筒》《墙头记》，再后来就是背起箢子(箢子里盛上二大大炸的香油果子)出门儿去看七大姑八大姨，直到吃了元宵、放完滴滴锦才算过完年。
　　如今，年味渐淡，尽管如此，居在老家的父母仍照例蒸上几锅菜包、豆包、面鱼和饽饽，当它们士兵列队般被摆在炕头上等待上锅时，我们总算找回了一点久违的年味。这些面食将是年后装满后备箱的浓浓亲情。
　　因疫情原因，学生早早放假了，教师依然坚守岗位，批卷，培训，聆听专家报告，几天下来，繁忙的工作才暂告一段落，老师的假期才真正开始。
　　与此同时，年，悄无声息地向我们走来了。
　　(作者系潍坊市作协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