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强
在诸城民间，“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广为流传，但不少人对这句文字的真实出处、词语本义存在误解。究竟此句出自何人之手，是苏轼，还是其弟苏辙？检索二人全部诗文全集，均未见收录。另外何为“东鲁”，所指何地？有人直接把东鲁等同于密州(诸城)，但查阅传统典籍，“东鲁”本专指曲阜鲁国，并不直接代指密州。于是也有人猜想，会不会原本写作“东武遗风”，后世口传、抄写讹变为“东鲁”？诸城古称东武，倘若原句为“东武遗风”，那这份“遗风”又指代什么？梳理现有史料，相关说法主要有三处来源：
第一处，出自康熙朝翰林院编修李澄中(1629-1700，诸城人，字渭清，号渔村，山左三大家之一，清代康熙朝山东唯一考中博学鸿词科的文人)的《东武吟》：
东武吟成声传悲，风俗曾经鲁所治，十万人家读书处，淳朴尚有先民遗。
诗中“十万人家读书处”之下，李澄中自注“子由语”。子由即苏辙。此处“语”，并不等同于诗作原文，至于李澄中这条注释依据何种原始文献，如今已经无从考证。
第二处，来自诸城市博物馆原馆长任日新先生《诸城文博杂谈》中《陶钝关心诸城文博工作的回忆》，文中称“‘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是苏辙赞美密州的诗句。”
我查阅过陶钝先生(诸城人，原名徐宝梯，曾任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书写该联的书法原件。其落款题记写明：
苏东坡手书，下句制作超然台横匾，余所见者为后人仿制，书法亦佳，今俱亡矣。公历一九八三年六月，时年八十有二书志。
从陶钝先生本人题记可以看出，他并不认为此联是苏辙所作。不知是任日新先生行文笔误，还是未曾仔细研读陶钝先生书法上的题记，才产生了苏辙作诗这一说。另外陶钝先生认为下联曾作为超然台横匾，这一说法亦与实物史料不符，超然台从未悬挂过此匾额；但他所说“所见为后人仿制”，应当符合史实。
第三处，为张崇琛先生《东鲁遗风考》，该文原刊载于《超然台》杂志，后收入《超然文丛》《诸城文化探微》。文中提出：
诸城在春秋时期处于鲁之东鄙，即所谓“东鲁”，而“公冶子于鲁之东，蔚然洙泗之小宗”，这便使诸城人养成了浓厚的读书风气。故所谓“东鲁遗风”者，盖谓自春秋以来的读书之风也。而“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之句，也很可能是苏辙歌咏公冶长之作，只可惜资料不足，实在难以坐实了。
再看旧志原始记载,清乾隆《诸城县志·建置考》文庙条目记载：
“楼之前旧书‘十万人家尽读书’七字为额，后人署苏公名也。”
文庙位于镇海门内，即旧时密州儒学，有据可考始建于北宋大观元年(1107)，此时苏轼已经离世六年。这座魁星楼上仅有后七字匾额，是后世后人题写，并且冒用苏轼之名，并不是苏轼亲笔。陶钝把文庙魁星楼匾额误记为超然台匾额。
明嘉靖《青州府志·诸城》：
《超然台赋》(苏辙作)有曰：“其地介于淮、潍之间，风俗朴鲁。人性醇，士习诗书，农勤稼穑。”东坡诗云：“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今时不尽然也。
今天我们见到的嘉靖《青州府志·诸城》，是后世编者从《青州府志》摘选诸城相关内容单独整理成册，书名属于现代新增；而青州府志中诸城篇章，主要转录自已经散佚的明永乐《诸城县志》，这也是今天能够见到最早记录这一文字的方志。
明万历三十一年刊刻《诸城县志·风俗》记载：
旧志载：“敦淳朴，习礼义，崇俭约，婚丧交相为助，好学尚儒，勤生啬施。”《超然台赋》有曰：“其地介于潍海之间，风俗朴鲁。”苏子诗云：“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
此处“苏子”，是后世对苏轼的尊称，本条同样抄录更早的嘉靖旧志。之后清康熙《诸城县志》原样转载万历《诸城县志》的这段记述，一字未改，并且加以评述：
苏文忠刺密州诗云：“十万人家尽读书。”其弟子由亦谓：“高密风俗朴鲁，亲亲尚齿，伯禽遗风犹在也。”
这里需要厘清历史概念。武王姬发灭商首封周公于河南鲁山(古鲁县，西鲁)，但因为武王英年早逝，儿子成王继位，因年幼，周公留镐京辅政，没有就任，其地作为周公的食邑，存续二十年。
武王灭商之后，没有对殷商遗民赶尽杀绝，把纣王之子武庚封在商朝旧都朝歌，继续管理殷民，又派自己三个弟弟驻守周边监视武庚，此即三监：管叔(管叔鲜，排行第三)、蔡叔(蔡叔度，排行第五)、霍叔(霍叔处，排行第八)。分工：武庚治殷遗民，“三监”负责监视，防止商人反叛。
管叔是老三，周公的兄长，他认为轮不到周公掌权，散布谣言说周公要篡夺王位。于是管叔、蔡叔、霍叔，联合武庚，又拉拢奄国(曲阜)、薄姑(博兴)等东夷方国，起兵反叛周王室，周公东征，历时三年平叛，击败朝歌叛军：武庚被杀，管叔被杀，蔡叔流放，霍叔贬为庶人，三监覆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监之乱”，又称“武庚之乱”，是西周建国后的第一场大叛乱。
周公继续向东讨伐东夷，灭掉东方叛乱核心奄国(今曲阜)、薄姑(今博兴)等诸侯国。
正是经历三监之乱，周公才深刻意识到东方不好管控，所以把宗室、功臣大批分封到山东，齐、鲁两国由此立国。
周成王把奄国旧地曲阜封给周公，把鲁国整体迁到山东，因周公无法赴任，周公就派儿子伯禽到曲阜就国，姜子牙去齐国上任，二人分别成为鲁、齐的首任国君。后世称河南的古鲁县封国为西鲁，曲阜的鲁国为东鲁。
五百多年后，天下礼崩乐坏，多数诸侯抛弃周代礼乐制度。只有鲁国完整保存西周官方典籍、礼乐仪轨。公元前540年，晋国大夫韩宣子出使鲁国。晋国是大国，但王室文献残缺不全。待韩宣子阅览太史藏书，不禁感叹：“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后世所称“东鲁遗风”，本源就是鲁国传承的周礼礼乐教化。隋唐密州又称高密郡，治所即在诸城，苏辙笔下“伯禽遗风犹在”，意即“东鲁遗风犹在”，正是指密州深受鲁国礼乐教化熏陶，实际也是赞美密州。古文“千年礼乐归东鲁”，东鲁专指以曲阜为中心的鲁国地域，而西鲁仅史学研究区分地名，后世极少使用。唐代诗人李白在游览金陵(今江苏南京)时，因思念兖州(今山东济宁)家中的女儿李平阳和儿子李伯禽而创作了《寄东鲁二稚子》诗篇，其中有“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之句。他在另一首诗《赠武十七谔》中写道：“爱子隔东鲁，空悲断肠猿。”此处的东鲁，显然是指鲁国，并不直接代指密州诸城。
春秋时期诸城为鲁东边境城邑诸邑(今枳沟乔庄一带)，孔子弟子公冶长在此讲学传道，虽然本地不属于鲁国核心，却深受鲁地儒学浸染。所谓“十万人家尽读书”，正是对诸城世代崇文重教社会风貌的概括，这份风气也使得诸城历代人才辈出。
再回到苏轼在密州的经历：苏轼自繁华的杭州来到密州，名义上调任近于弟弟苏辙，实则仕途受挫。初到诸城便遭遇旱灾蝗灾，民生凋敝。他救灾除蝗、常山祈雨、收养弃婴、兴修水利。在治理地方的过程中，慢慢体察到当地百姓质朴敦厚、尊师向学，深受鲁地礼乐遗风浸润，内心为之触动。他寻访盖公后人的“黄老学说”不得，于是修建盖公堂，遍览本地山水，与当地士人交游唱和，写下大量诗文。
有不少人据此推测，这句对联本是苏轼写给弟弟苏辙书信当中有感而发的感慨。反观苏辙，彼时任职齐州(济南)，一生并未踏足密州诸城，他对诸城风土人情的了解，全部来自兄长书信转述，很难写出这样切身体察本地风土的句子。万历《诸城县志》成书于1603年，时代远早于李澄中(1629-1700)，方志史料可信度更高；李澄中《东武吟》流传有限，而坊间广为流传“苏辙所作”的说法，大概率源自任日新先生文章中的一处误记。
而正是千百年来的“东鲁遗风”的传承和发扬，使诸城历朝历代文人辈出，孔子七十二贤弟子、女婿公冶长；伏氏家族(伏生后裔)世代传《尚书》，伏湛，东汉大司徒；伏无忌，史学家，编撰《伏侯注》，记录汉代史事；伏完、伏寿，伏完是大臣，女儿伏寿是汉献帝皇后；诸葛丰，西汉，诸葛亮先祖，刚直敢言，官司隶校尉；梁丘贺、梁丘临，父子，西汉易学大师，开创梁丘氏易学，立于官学；王仲丘，礼学大家，参与修订《大唐开元礼》，一代典章巨著。
北宋时期的密州，为诸城文化之高峰。张择端，大画家，《清明上河图》作者；赵明诚，宋代金石学开山，《金石录》作者，父亲赵挺之，北宋宰相，妻子为李清照。半生搜集金石碑刻，奠定了中国金石考据学基础；苏轼虽不是诸城人，但知密州两年，密州(诸城)滋养了苏轼，苏轼也成就了密州(诸城)，他在此写下《水调歌头》等两百多篇诗文，深刻塑造了诸城文化。
行文至此，笔者还想补充一点：无论是“东鲁”还是“东武”，终究只是地理称谓。真正值得我们后世继承与弘扬的，是沉淀于此地的那一缕遗风。这份遗风，承载着古之国礼与先民国风；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准则，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修养操守；是仁义礼智信的价值底色，是崇文尚礼、尊师重教的人文传统；更包含遵纪守法的自觉、担当社会责任的格局，以及正心正念、崇德向善的精神追求。
两千余载岁月流转，这份文脉风骨始终浸润着诸城这片土地。每一位来到诸城工作、生活的异乡之人，亦能切身感受到，自己正沐浴在这流传久远的东鲁遗风之中。
(胡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诸城市古遗文化研究会会长，诸城文化档案系列丛书《古遗新韵·老诸城》主编。)
